（系列转载文章另角度看水浒）《水浒人物漫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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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水浒（二十一）：梁山三寨主


　　白衣秀士王伦是梁山寨的第一任寨主、梁山事业的开拓者，出身是个落第的秀才。虽说有些文化，不过离满腹经纶还差了很多，又没有什么本事，只不过是有些胆量。俗话说“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他就造成了，好不容易占据了山头，坐了第一把交椅，当上了梁山的老大，从此结束了遭人白眼、瞧不起、寄人篱下的局面，过着秤金分银、成瓮喝酒、大碗吃肉、发号施令、无人不听的生活。这种美滋滋的好日子，谁不想过呢？因此他就特别害怕比他强的人来投奔自己。心胸狭窄、嫉贤妒能就成为他致命的弱点。林冲来投奔，又持有柴进的介绍信，连朱贵都认为：“既有柴大官人书缄相荐，亦是兄长名震寰海，王头领必当重用。”坏事就坏在这“名震寰海”上，林冲乃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本领当然比王伦不只高出多少倍，而这正是王伦最害怕、最嫉妒的，他当然不敢接纳林冲，想方设法要拒林冲于山门之外。因此，连杜迁、宋万都觉得他“忘恩背义”，不够哥儿们的江湖义气。也正因此，晁盖等人上山，他更加不敢接纳，这就必然引起林冲的不满，最后火并了王伦。
　　王伦的不义，还表现在对待老百姓方面。对过往客商，只要有钱，他从不放过。轻则用蒙汗药麻倒，重则要人性命，既谋财又害命。对山寨周围的群众，也经常骚扰。阮小五说：“在先这梁山泊是我弟兄们的衣食饭碗，如今绝不敢去！”阮小七补充说：“这个梁山泊去处，难说难这！如今泊子里新有一伙强人占了，不容打鱼。”这两个“难”字，说尽了王伦的霸道，也表达了和阮氏三雄一类的渔民们的痛楚和无奈。由此观之，王伦占据山头，完全是地道的强盗。
　　火并王伦后，晁盖被推举为梁山第二任寨主。晁盖的为人，从《水浒传》里看大概有四点：一是仗义疏财；二是好结交江湖人士；三是不懂得体察人情；四是有勇无谋，没有什么雄才大略，又有些家长作风。正因此，他做了山大王后，虽也拦路打劫，但强调“只可善取金帛财物，切不可伤害客商性命。”这就比王伦更有仁慈之心，但没有完全摆脱强盗的品性。不过，晁盖的手段毕竟比王伦高明了许多。他一即位，便把打劫来的生辰纲、财物及自己家里的金银财帛赏赐给众人。体现了他仗义疏财的一贯作风。做了梁山老大后，他又安排修理寨栅，打造兵器，命令手下喽罗加紧操练，准备迎敌。这既稳定了军心，又对梁山事业的巩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他的霸道和不体察人情，书中有很多这方面的例证。比如投奔王伦，他明知王伦的为人，初会王伦，就被王伦的“热情”所迷惑，而未察觉到王伦毫无收留之意，还对人说：“此恩不可忘报。”真是反映迟钝，太迷糊了。花荣上梁山投奔于他，人夸花荣神箭，惟独他不信，使花荣很不开心。还有杨雄、石秀上山，讲起时迁偷鸡，祝家庄誓与梁山为敌之事。晁盖不分敌我，不恨祝家庄人，反而责怪杨雄等人有辱山寨，盛怒之下，就要“孩儿们将这两个与我斩讫报来”。作为梁山上的主要领导人、一把手，处理事情也未免太轻率了一点。从他开口“孩儿们”的语调看，也完全是一副强盗的口吻，不免有类似王伦之嫌。他有勇无谋，没有什么雄才大略，表现在对一些突如其来的事件的处理上。他总是惊慌失措，束手无策。只讲“竭力同心，共聚大义”，对山寨前途无具体打算，这“大义”是什么也不明确。他的这些弱点，书中也披露了不少。比如生辰纲事败露后，他就慌张的不知所措，竟不知“走哪里去好”，一点主意都没有。每当官兵来进剿，他都是“大惊”，问吴用“如何迎敌？”关键时刻都是如此恐慌，缺乏主见，这怎能当好这一山之主呢？特别是曾头市中箭之后，立下了这么个荒谬、令人不可理喻的遗嘱：“若那个捉得射死我的，便教他做梁山泊主。”他这就不成了第二个王伦了吗？他公开的把水泊梁山当成了他晁盖的私有财产，前途命运由他如此轻率安排。这一切充分说明晁盖这个寨主，目光短浅、胸无大志、缺乏领导能力。还好他提前去世，不然梁山的前途实在是令人忧虑。他晁盖这样的人是难以当好一山之主的。
　　晁盖身亡后，宋江做了第三任寨主。这个寨主礼贤下士、仗义疏财。他与晁盖相比，就强在礼贤下士上。正因此，他以他那杰出的领导才能和江湖威望，赢得众好汉的推崇和爱戴，使得山寨十分兴旺。加上他指挥得当，众弟兄精诚团结，奋力拼杀，取得了一个又一个反围剿的胜利，扩大了梁山力量，建立了一个巩固的根据地。他的局限在于：对上山造反始终认为是“灭九族的勾当”，暂住水泊是“专待朝廷招安”，“早招安，心方足”。宋江在将梁山事业推向顶峰的同时，忠君报国的观念在头脑中日趋严重，并主导了他的思想，故梁山事业之兴兴在宋江，亡亦亡于宋江。
　　宋江当了山大王后，对周围的群众、过路的客商所采取的做法已大大不同于前任。他的政策是：赈济、安抚。让他们过着和平、安宁的正常生活；对于客商是任从经过；对官宦、富户的不义之财是定夺不饶。这就脱离了强盗这个身份，有点造反、正义的品性了。在梁山的这三个寨主中，宋江算是最豁达大度、最有才干、又最受人尊敬的寨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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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水浒（十九）：说李小二


　　李小二原是东京一酒楼伙计，因与主人不和，偷了店主钱财，被捉住要送官问罪，多亏林冲赔话相救，又与他赔了些钱财，才免吃官司。后在东京无法安身，又亏林冲资助他盘缠，流落到沧州，找到一家姓王的酒店当伙计。他做事勤快、麻利，兼有一手烹调的好手艺，博得食客好评，因而生意顺当、兴隆，加上他为人谨慎，深得店主家钟爱，被招为女婿。店主家死后，小俩口继续操持着酒店，自食其力，有一个美满的家庭，过的是小康生活。也正因此，当他在沧州巧遇充军来的林冲时，他不忘旧恩，不嫌林冲是个逃犯，不怕因此受人奚落，真心实意地把林冲请回家中，又是拜恩人，又是热情款待，说"今日的恩人到来，便是从天降人"，话语中饱含喜悦之情，毫无虚假做作之成分。此后又送汤送水，为林冲浆洗缝补，恭敬孝顺，尽力报恩，这一切，就把他勤劳、善良、本份、正直的品质刻划出来了。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一切，宣扬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知恩报德"的传统心理和素质，这一点在当今社会，特别是对年轻人来说，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
　　在生活上关心林冲仅是他美德的一面，更为重要的是他为林冲的性命、前途担忧。当他发现两个人一前一后闪进酒店，又操着东京口音，要请差拔、管营时，他马上就联想到了林冲，他先是怀疑，后是警觉。当他发现来人迟迟不回答管营问话，又不让他进去烫酒，他更觉蹊跷。面对如此情况，他的精明就在于：一是要老婆在阁子里偷听来人和管营、差拔的谈话，了解内幕真情，不莽撞从事；二是他深知林冲是个急性人，弄不好便杀人放火连累自己，又不同意老婆叫林冲来认人的建议，这又充分把他那胆小怕事的小市民性格写的合情入理。这两者同时说明，他做事稳重，精明能干，既同情林冲，多事；又怕殃及自己，胆小。
　　阁子里偷听，虽然效果不佳，但他的疑惑、担心并未解除。客人离去，林冲到来，出于关心，他还是把刚才了解到的情况如实转告，使林冲早有防备，保持清醒的头脑。可见他是视林冲为亲人、真心诚意报恩的。林冲买了尖刀，街前街后寻了几日，又叫他夫妻提心吊胆，捏了一把汗。仇人未寻着，又使他安了点心，一面安抚林冲"只是自放仔细便了"，勿放松警惕。你看这安心又担心的心态写的多自然、多实在！最后林冲向他征求去草料场管事的意见时，他首先从经济角度分析给林冲听："这个差使又好似天王堂：那里收草料时有些惯例钱钞。往常不使钱时，不能彀这差使。"你看这多么符合他的作为生意人的身份、心理。当林冲提出："却不害我，倒与我好差使，正不知何意？"的疑问时，他又反劝林冲："休要疑心。只要没事便好了。只是小人家离得远了，过几时挪工夫来望恩人。"这就反衬出他自己后悔前日失言之矛盾心理，又为不能经常照顾林冲感到遗憾、不安。这一切完全符合李小二这个人物的性格。因为他毕竟不是侠士豪杰，而是一个有小康之家，既心地善良、为人忠厚，又安分守己，胆小怕事的顺民。故此，行动上处处流露出内心这又关心林冲、又怕出事的矛盾心理。他总是在周全两者之间努力，他的心态、他的身份紧紧地贴合在一起，写的真是食维妙维肖的很。这个人物的设置，固然是故事叙述的需要，可是作者依然写出了他的个性，同时作者还用其知恩报恩来与陆谦忘恩负义、卖友求荣作对照。一言以概之，李小二这个人物是《水浒》中塑造的极其成功的一个小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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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水浒（二十二）：三个未出场的《水浒》人物


　　纷纷五代乱离间，一旦云开复见天。
　　草木百年新雨露，车书万里旧江山。
　　寻常巷陌陈罗绮，几处楼台奏管弦。
　　人乐太平无事日，莺花无限日高眠。
　　这是《水浒传》开篇所引用的一首诗。诗的作者，《水浒传》中作了简单介绍，是"宋神宗天子朝中一个名儒，姓邵讳尧夫，道号康节先生"。
　　《水浒传》里对邵尧夫的介绍过于简单，而且还有点错误。邵尧夫应叫邵雍，字尧夫，自号安乐先生，元祐年间赐谥康节。祖籍范阳（今河北定兴县南）人，幼年随父亲迁共城（今河南辉县）。不愿为官，隐居在苏门山百源之上，故后人又叫他做百源先生。后出山迁居洛阳，与司马光、吕公著等人交游甚密，邵雍是北宋哲学家、宋明理学的创始人之一。他根据《易传》关于八卦形成的解释，参杂道教思想，虚构宇宙构造图式和学说体系，成为他的象数之学（也叫"先天学"）。认为宇宙的本原是"太极"，即"道"、"心"。他在《皇极经世》一书中说："太极不动，性也；发则神，神则数，数则象，象则器，器则变，复归于神也。"也就是太极永恒不变，而天地万物则皆有消长，有始终，按照他所说的"先天图"循环变化，以为人类社会已经是盛极而衰，从中国古代有关三皇五帝等传说和某些历史现象出发，提出了"皇、帝、王、霸"四个时期的历史退化论。按照他的观点，古往今来一切朝代、社会的治、乱、兴、衰以及人事的变迁、贫、富、祸、福、生、老、病、死，都是循环变化的。《水浒传》里所引用的这首诗，也正是他这种唯心主义观点的反映。
　　再说老种、小种经略相公。《水浒传》第二回王进挨了高太尉一顿斥骂后，知道自己无法在东京呆下去，"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向母亲提出到延安府老种经略相公处安身立命。第三回史进烧庄拒捕后，逃到渭州找师父王进，不期遇到鲁智深。鲁智深介绍道："俺这渭州却是小种经略相公镇守"，这个老种经略相公、小种经略相公到底是何许人也？
　　"相公"这个词，解释有二：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二十四中曰："前代拜相必封公，故称之曰相公。"可见古代称宰相为相公；二是就是对上层社会年轻人的敬称。《水浒传》里的"相公"之称，既不是前者，也不是后者。而是介乎两者之间，是对当官人的尊称。"经略"亦称"经略使"或"经略安抚使"，这是个官名。唐朝所置，是边境重要地区的军事长官。宋代的经略使不但掌管一路军事，而且掌管行政，故《宋史职官志》中云："以直秘阁以上充，掌一路兵民之事。皆帅其属而听其狱讼，颁其禁令，定其赏罚，稽其钱谷、甲械出纳之名籍而行以法。"
　　老种、小种其实是兄弟俩。老种叫种师道，小种叫种师中，河南洛阳人。兄弟俩都是北宋末年西北名将。种师道初任文职，后为武职，镇守边关。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因攻克西夏臧底河城有功，威名著于西陲。宋钦宗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兵围攻东京时，他不顾六十六岁高龄，率兵入京，任京畿两河宣抚使，威望更高，天下人称之为"老种"。京城暂时解围后，由于宰相李邦彦作梗，种师道竟然被解除兵权，不久即病逝，谥号忠宪。至于这个"小种经略相公"，是种师道的弟弟，叫种师中，初为秦风经略使。秦风乃宋时路名，辖境在今宁夏、甘肃、陕西交界地区，治所在秦州（及今甘肃天水市）。据《续纲目》载：金人入寇，朝廷令钟师中以本路兵马会郑洛，外援河阳，内卫京城。有功，后救助太原，杀至榆次，因援兵姚古失期不至，种师中孤军作战，最后寡不敌众以身殉国，威名不亚于其兄种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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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水浒（二十三）：梁山为何只有一百零八将


　　梁山好汉为什么只能是一百零八个，而不能有一百零七或一百零九个呢？我想原因大概有三点：
　　其一是素材的影响。《水浒传》成书前，水浒故事从南宋开始就在民间流传，它经历了民间传说、话本、杂剧及文人加工成为小说这几个阶段，前后近三百年时间，最后才形成《水浒传》一书。水浒英雄，也是由《宋史》中记载的"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增加到元杂剧水浒戏，如《黑旋风双献功》、《燕青搏鱼》、《李逵负荆》里所说的"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这加起来就是一百零八这个数。以前的水浒故事就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唱的，《水浒传》当然也延续了这个说法，很自然地保留了一百零八这个数字。
　　其二是遵循旧俗。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中国的很多旧俗都离不开一百零八这个数。例如：江苏苏州寒山寺大年除夕钟声敲一百零八下；和尚的佛珠是一百零八粒；一年十二个月，二十四个节气，七十二个气候，合起来也是一百零八数；佛教说人生的烦恼有一百零八种，念佛要念一百零八遍；甚至连贡品也离不开这个数字。比如康熙十三年题准：每年节，科尔沁等十旗进贡的羊是一百零八只，乳酒一百零八瓶；还有就连有名的中华大餐--满汉全席，上的菜肴也是一百零八种；古迹名胜中还有青铜峡的一百零八塔等等等等。
　　其三是作者的反叛精神。梁山好汉一百零八将，其中天罡星三十六人，地煞星七十二人。三十六、七十二、一百零八恰好都是九的倍数，按过去的"阴阳"说法：奇数是阳，偶数是阴，而九又是阳数之最，称为"极阳数"。《易经》上说："九"含有初旧迎新、吉祥如意的意思；再者"九"这个数，在古代又常为天子专用，象征皇帝是至高无上的"天子"，阳之最。《水浒传》的作者将梁山好汉定为一百零八这个"九"的倍数，享受"阳之最"这样的待遇，也反映出作者对这些造反精神的推崇，表现出作者的反叛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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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水浒（二十四）：鲁智深与酒


　　在《水浒传》里，作者写鲁智深喝酒的地方共有十四次。可分如好酒、闹酒、夺酒、骗酒、戒酒五个过程。说其好酒，是因有酒必喝，《水浒》的前十七回，只要有鲁智深其人，就一定会写他喝酒。鲁智深喝酒那真是"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他从不用杯盏，酒器小则碗，大则用桶。特别是二次大闹五台山，第一次喝一桶，第二次先喝了二十来碗、还嫌不过瘾，买下只狗腿，边吃边喝，又喝下一桶。有人说鲁智深喝酒最"豪"，真是一点不假。鲁智深好酒，酒量又大，每次喝完又常闹事。渭州城与史进、李忠喝酒，引出了拳打镇关西，搞得提辖做不成，只能去当和尚；桃花村冒充"在五台山真长老处学的说姻缘"，赚的酒吃，结果大闹桃花村，痛打了小霸王周通；大相国寺菜园与众泼皮痛饮，倒拨了垂杨柳，虽结识了林冲这个好兄弟，又因护送林冲，大闹了野猪林，搞得和尚也当不了，只得上山落草做山大王去了。这其中闹得最凶的还要数两次大闹五台山了，结果搞得在五台山无法立足，只有远走他乡。
　　五台山这两次闹酒又各有特色。第一次闹酒是当了和尚不久，又守不住佛门的清规戒律。加之赵员外多日未送东西来，"口中淡出鸟来"，游山之际恰逢卖酒汉，勾起酒瘾，出于礼貌先是问酒："多少钱一桶？"卖酒汉说，这酒是卖给寺中勤杂人员的，杀了他都不敢卖给和尚喝！鲁智深便放出强硬口气逼酒，"真个不卖！"卖酒汉一看这口气不对，挑起酒担便走。鲁智深便演出了：赶下亭子，双手抓住卖酒汉扁担，踢倒卖酒人，提起两桶酒，抢酒喝。这一连串抢酒动作，不但直接写出鲁智深粗鲁性格，也画出其贪酒的馋相--抢。你抢就抢吧，喝完了酒还闹事，"把皂直裰褪下来"、"露出脊背上花绣"，打了指责他喝酒的门子，"伤坏了藏殿上朱红鬲子，又把火工道人都打走了"。第一次抢酒，大闹五台山，挨了长老训斥后，也使鲁智深长了心眼。第二次闹酒是在游五台山福地。路过酒店，闻到酒香，目睹酒家不进门，偏进了铁匠铺。是不是不想喝酒呢？否也！而是在思考如何买到酒喝，又不惹出麻烦。此时，他是思酒如渴。打禅仗付了工钱，还赏了铁匠些银子。赏银子干什么呢？"和你买碗酒吃。"赏人家钱，自己心里想的还是离不开这"酒"。走了几家酒店试探，讨酒不着后，便诈称自己是行脚僧骗酒喝。粗人使计，反衬其直朴可爱。俗话说："酒能成事，酒能败事。"骗酒喝的后果是"乱了清规，打塌了亭子，又打坏了金刚。"长老岂能容纳这等酒徒，一纸休书，便把鲁智深开走了。如果说第一次闹酒，作者着重写抢酒的外部动作的话，这第二次闹酒，则通过闻酒、睹酒、思酒、讨酒、骗酒，突出心理活动，这既显示了鲁智深率直的英雄豪气，又表现了与此相矛盾的忍让守戒的心理。
　　鲁智深最后一次喝酒，是与杨志、曹正用计打下二龙山，做了山大王以后。在此之前他还多次喝酒，当了山大王，自二龙山置酒宴庆贺后，《水浒传》中再也没提鲁智深喝酒的事了。鲁智深的酒，被《水浒传》作者施耐庵无缘无故给戒掉了，不能不说莫名其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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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水浒（二十五）：生辰纲在哪里被劫？


　　我们只要仔细地读一下《水浒传》，就会发现书中的毛病。杨志出发前曾向梁中书交待过："此去东京，又无水路，都是旱路。经过的紫金山、二龙山、桃花山、伞盖山、黄泥岗......。"紫金山、伞盖山在哪里？书中没有交待。二龙山原是邓龙强占的山头，后为鲁智深、杨志所占，在山东青州境内。桃花山乃李忠、周通占领的山头，也在青州境内。伞盖山在桃花山及黄泥岗之间，也应在山东境内。北京大名府即今河北省大名县东，很显然紫金山也应在大名府到二龙山的路途上，不在河北就应在山东境内。青州在山东哪里呢？据《辞海青州》条载："青州"，古"九州"之一，汉武帝所置。十三刺史郡之一。唐辖境相当于今山东潍坊市，益都、临朐、广饶、博兴、寿光、昌乐、潍县、昌邑等县地，州治在山东益都。据何心先生《水浒研究》载，北宋时，青州属京东东路，辖地稍有缩小，州治也在今益都。再翻阅一下《中国地图册山东》，你就一目了然了，青州位于鲁中地区，而郓城附近的黄泥岗却在鲁西地区，两者相差真是俗话说的"十万八千里"﹙实际直线距离三四百公里﹚，它们怎么扯到一块去了。杨志真是一介武夫，毫无地理知识，连东西南北、孰远孰近都分不清。杨志押送的生辰纲是从河北大名府出发，送往河南开封府的。开封在大名府的正南方，杨志押送生辰纲，只需从大名府出发向正南走，即使跨入河南境内，经南乐、清丰、濮阳、长垣、封丘，即达开封。何必由鲁西，绕道鲁中，再由鲁中绕回鲁西，经郓城黄泥岗去开封呢？这不是没事找事吗？很显然这又是《水浒》作者的一个失误。
　　第二是《水浒传》第十六回在描写黄泥岗形势时，有一首诗，诗的最后两句是："休道四川蜀道难，须知此是太行山。"按《水浒传》上说黄泥岗明明在梁山泊附近，怎么说"须知此是太行山"呢？真是莫名其妙，叫人不解。
　　最近，读《大宋宣和遗事》才破解了这个疑问，找到了答案。《大宋宣和遗事》中载：晁盖等人劫取生辰纲后，将一对酒桶忘在黄泥岗现场。押送人员药酒醒后，根据酒桶上的字号，到所属的南洛县报案。南洛县即今河南南乐县，在大名府的东南，正是大名府到东京的必经之地。南乐以西一百多里正是太行山区。《大宋宣和遗事》载：晁盖等劫取生辰纲的事发后，官府缉拿，无处藏身，便到太行山梁山泺落草。从地理位置上讲，路线合理。可见智取生辰纲的原故事是发生在太行山区附近的，那个黄泥岗应该在南洛县附近。而《水浒传》是以山东梁山泊为中心的，故作者写作时，把发生的事都与梁山泊挂上钩，挂钩时只注意原故事情节惊险，人物形象鲜明，而忽视地理上的校正，所以才出现了"此是太行山"，舍近求远，绕道鲁中等等违反地理常识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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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水浒（二十六）：有关押送和劫走生辰纲的人和事


　　看过《水浒传》的人都知道：押送生辰纲的是杨志，劫走生辰纲的是晁盖、吴用、公孙胜、刘唐、阮氏三兄弟及白胜等八人。生辰纲事发后，是济州府缉捕使臣何涛到石碣村去捉拿阮氏三兄弟的。但读者都不知，这个故事的雏形竟不完全如此。
　　水浒故事虽说北宋末期已开始流传，但一直未有文字记载，只是处于口头文学阶段。而记载最早的要数元代初年无名氏写成的《大宋宣和遗事》一书。据该书记载的劫取生辰纲的故事是这样的：宣和二年五月，北京留守梁师宝（即《水浒传》中的梁世杰），将十万贯珠宝等物，差县尉马安国押送往京师为蔡京上寿。马安国一行行至五花营堤上田地里，巧遇八个大汉挑着酒来，因天热口渴，马安国主动买酒，并令随人都喝，谁知酒刚下肚便不省人事，珠宝皆被八人劫走。待酒醒后，现场只留下一对酒桶。后面追查得知此八人是晁盖、吴加亮、刘唐、秦明、阮进（即阮小二），阮通（即阮小五）、阮小七及燕青等人。后来宋江私放晁盖。郓城县差董平引手下三十人至石碣追捕，未获。只得把晁盖之父解到县城，押解途中又被晁盖等人劫回。董平无奈，只好回县受责。
　　《水浒传》一书中，虽然保留了雏形的大概轮廓，但又作了大量的加工和润饰。更有趣的是，加工后的故事，原来押送生辰纲的马安国不翼而飞了，由杨志这个时乖运蹇的人当了替罪羊。劫取生辰纲的秦明、燕青变成了公孙胜、白胜。董平再也不当郓城县都头那个苦差事，而被施耐庵提调到东平府去当了兵马都监。燕青也不住石碣村，而成了北京土居民，大名府第一长者卢俊义的心腹人，秦明也不当劫贼，改邪归正去当了与强盗作对的青州指挥司总管本州兵马统制。这是押送与劫取生辰纲人员的变动。
　　劫取地点变化也大。《水浒传》里的黄泥岗，是险僻崎岖的小径，南山北岭，那岗子是"顶上万株绿树，根头一派黄沙。嵯峨混似老龙形，险峻但闻风雨响。山边茅草，乱丝丝攒通地刀枪；满地石头，碜可可睡两行虎豹。休道西川蜀道难，须知此是太行山"。从描写看，这黄泥岗真是个强人出没的险恶林子，也正是智取的好场所。而《大宋宣和遗事》中被劫之地，却是"五花营大堤田地里"，显然是一马平川之地，在这里劫取就没有什么悬念了。也很难像《水浒传》里，先让"对面松林里影着一个人，在那里拿头探脑望"，那么神秘、紧张，又难让杨志提刀赶去，让众人惊叫的恐慌，更难因此而达到麻痹杨志等人的效果，以至后面讨价还价、抢酒、下药一系列好戏在大堤田地就无法演出了。正因为这场地的变换，才使黄泥岗的智取更合情合理，顺理成章，天衣无缝了。还有《大宋宣和遗事》中是马安国主动买酒，"并令随人都喝"。这就说明马安国与押送人员的关系是融洽的、友好的，内部是团结的，马安国是体贴下属的。这样的话，吴用计策再好，生辰纲可能也难得手，即使劫到手，也叫人难信。而《水浒传》中，吴用劫取生辰纲之所以成功，对吴用一方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杨志押送生辰纲失败，就失败在他与军健、与虞侯、与老都管矛盾重重，失去了"人和"，人齐心不齐，人虽一处，心为二心。俗话说："人心齐，泰山移。"这心不齐，是失败的主要原因，加之天气，地形等等，又失去了"天时"、"地利"，失败在所难免。《水浒传》这么一加工，情节就更惊险错综，个性就鲜明突出，故事就合情合理。令读者读之，如临其境，心情与书中人物一张一弛，共呼吸共悲欢，这效果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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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水浒（二十七）：试论劫取生辰纲的动机


　　笔者认为："智取生辰纲"不是意在推翻封建统治、为压迫人民求幸福的"聚众造反"、"暴动"，而是极端的利己主义的表现。劫夺生辰纲根本就没有让被压迫人民得到好处，相反给他们带来更大的痛苦，官府为搜捕凶犯，从而乘机大肆迫害人民。劫夺生辰纲根本谈不上所谓动摇封建阶级的统治，仅仅是使得个别贪官污吏受到损失。梁中书去年的十万贯金珠宝贝被劫，今年又照旧刮来了十万贯生揭示了北宋社会的黑暗，对贪官污吏也是一次打击。除此之外，体现不出有"起义"、"暴动"之意。为了把问题说清楚，笔者试从下面几个方面来一申拙见。
　　要劫夺生辰纲这个想法，大家是一致的，认为这是一笔"不义之财"，是梁中书搜刮的民脂民膏，是百姓的血汗。所以"半路上取之，天理知之，也不为罪"。再说这"不义之财"也不是一笔小数目，而是"十万贯金珠、宝贝、玩器等物"，故此，郓城县东溪村的富户、保正晁盖也为之动心。当他听完刘唐的叙述后，第一句话就是"壮哉"二字，认为这的确是一套数目可观而又难得的"富贵"，对刘唐的提议表示赞同。第二句话是"且再计较"。这不是他的犹豫，而是说明他下决心劫取后，在思索劫取的良策。吴用、公孙胜对此态度明确。对劫取，一个认为是："此一事却好"；另一个认为是："此一套富贵，不可错过！古人云：‘当取不取，过后莫悔'。"阮氏三兄弟贫困潦倒，虽说"在泊子里做私商勾当"，但从其生活看，这"私商勾当"对他们来说也是赔本买卖。赌博又老是输，打鱼又不成，就越发羡慕王伦等人"论秤分金银，异样穿锦，成瓮吃酒，大块吃肉"的生活，抱怨自己"空有一身本事"，认为"学得他们过一日也好"。对劫夺生辰纲，他们则认为"正是搔着我痒处"，是"一世的指望，今天还了愿心"。吴用则说的更明确，是"大家图个一世快活"。他们有这个想法很自然，他们七人除晁盖外，吴用乃一教书先生，刘唐是个自幼飘荡江湖的无业游民，公孙胜乃一穷酸道士，三阮是渔民，都是些穷弟兄。大家都认定是"不义之财"，故"取之何碍"，何况还能"图个一世快活"。由此观之，他们劫夺生辰纲的目的，完全是以图自身，毫无"聚义暴动"之意，这是一。
　　其次，从他们劫夺生辰纲的做法看。刘唐提了一个初步设想："商议个道理，去半路上取了。"怎么取，他又没有办法。还是吴用出的主意，他认为："人多不得，人少又做不得；宅上空有许多庄客，一个也用不得。如今只有保正、刘兄、小生三人，这件事如何团弄？便是保正与刘兄十分了得，也担负不下。这段事，须得七八个好汉方可，多也无用。"
　　吴用这番话说的再清楚不过了。"人多"不能保密，易出纰漏；"人少"无力夺取，晁盖宅上庄客虽多，都是无能之辈。人"多也无用"四字就道出是劫取，而不是聚众造反。所以吴用最后说："聚几个好汉向山凹僻静去处取此一套不义之财。"为了保密，智取前几人还在晁盖庄对天发誓。这一切说明是拦路抢劫。
　　再次，正因为他们劫夺生辰纲是为了"大家图个一世快活"，所以用蒙汗药在黄泥岗智取生辰纲后，他们并没有其他打算，以为只少数几人干的，大家又曾对天发誓，已做到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他人一概不知的地步，故此夺得生辰纲后，大家分得财宝散伙，各自回家去图个一世快活。如果不是白胜被捕，供出晁盖等人，使事情败露，他们哪会上梁山落草为寇呢？直到宋江担着血海似的干系，飞奔到晁盖家里通风报信，劝他们"走为上计"时，晁盖还没有想到要造反。吴用也只是说："若是赶得紧，我们一发入了伙！"言下之意是如果官府追捕的不急，他们还不愿入伙。就是到何涛领兵围剿，逼的他们为求生路，不得不以武力抵抗，痛杀一顿上梁山时，晁盖想到的还是自己"造下迷天大罪"，"只指望逃灾避难，投托王伦帐下，为一小头目"，根本不是领头造反。而为人们视为最为彻底的革命派--阮氏三雄，一个是"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一个是"老爷生长石碣村，秉性生来要杀人。先斩何涛巡检首，京师献于赵王君"，另一个也只是"休道你是一个小小府尹，也莫说蔡太师差干人来要拿我们，便是蔡京亲自来时，我也搠他三二十个透明的窟窿！"矛盾都是指的贪官污吏，毫无造反之意，吴用虽未明显流露出这种情绪，但也未有造反的念头，为了逃避官府的追捕，他虽早已选定了避难之处，先奔石碣村三阮家里，"石碣村那里一步步近去便是梁山泊。如今山寨里好生兴旺，官军捕盗，不敢正眼儿看他。若是赶得紧，我们一发入了伙！"而且入伙的方式，他曾一再提到过：先奔朱贵酒店，"将些人情送与他引进"，然后是"我等有的是金银，送献些与他，便入伙了"。这完全是用行贿入伙，用金钱买个避难处，那能是"暴动"、"造反"呢？！
　　综上所述，劫夺生辰纲，不是"造反"、"暴动"，而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抢劫！其目的根本就不是动摇封建统治制度和国家政权，而是用打劫来的贪官污吏的不义之财，供"图个一世快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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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水浒（二十八）：吴用岂能不认识宋江


　　按说生辰纲事发之前，吴用认不认识宋江本来没有任何特殊意义，但是从小说的记叙分析，这似乎非常不合情理。从《水浒》第十四回、第十八回看，吴用完全应该认识宋江，为什么这么武断呢？理由很简单：首先，宋江、晁盖、吴用都是土生土长的郓城县人氏。宋江虽在县衙门工作，但县城离晁盖所在的东溪村，骑马也只有不到半个时辰的路程，吴用家、晁盖家仅五、六里地。据晁盖家庄客在官府供认，吴用是本乡中的教书先生，可见吴用也是东溪村附近之人。而且三个人都是闻名之士，连在蓟州的公孙胜、江州的李逵都知其名，不少好汉做梦都想与之相认，为何同在一县的乡里，吴用反而不认识宋江呢？吴用不认识宋江连晁盖都感到惊讶。晁盖说：宋江"四海之内，名不虚传！""吴先生不曾得会？"真是咄咄怪事，令人不解。
　　其次，《水浒》第十四回载：当吴用听雷横说刘唐是晁盖的外甥时，吴用寻思道："晁盖我都是自幼结交，但是有些事，便和我商议计较。他的亲眷相识，我都知道，不曾见有这个外甥。亦且年甲也不相登。必有些蹊跷。"第十八回，当宋江来报信之后，晁盖道："他和我心腹相交，结义兄弟。"从上述三人关系看，晁盖与宋江、与吴用都是知己，一对是"自幼结交"，一对是"心腹之交，结为弟兄"。三人都是好结交天下好汉之人，宋江又闻名山东、河北，晁盖早应介绍吴用认识宋江，更何况又有一县之便，所以说吴用岂能不认识宋江呢？再说吴用对晁盖的亲朋好友，他都知道，又为什么不知道晁盖有宋江这个拜把弟兄呢？
　　《水浒》的作者其实也意识到吴用不认识宋江有不合理处，所以，当吴用从晁盖嘴中得知报信人是宋江时，说了句"只闻宋押司大名，小生却不曾得会。虽是住居咫尺，无缘难得见面。"来做补充解释，但与情理、与事实还是难自圆其说。说宋江与吴用过去不相识，并没有什么特殊作用和意义，它既不影响故事情节的发展及人物性格的塑造，又不会制造出什么惊天大事来。说不认识毫无意义，这只能说是作者的疏忽，是《水浒》中的一个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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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水浒（二十九）：宋江的哥哥和老婆


　　那押司姓宋名江，表字公明，排行第三。祖居郓城县宋家村人氏。为他面黑身矮，人都唤他做黑宋江；又且驰名大孝，为人仗义疏财，人皆称他做孝义黑三郎。上有父亲在堂，母亲早丧；下有一个兄弟，唤做铁扇子宋清。
　　这段文字说的很清楚，宋江是排行第三，那么他就应当还有两个哥哥。而书中对此却是只字不提，不能不说是阅读者的一个遗憾。
　　最近看山东省《牡丹》杂志编辑部的《水浒外传》中"宋公明乡里扬孝义，毛头星大路惩凶神"一章，就觉得弥补了《水浒传》里的这个遗憾。这回书开宗明义：
　　话说济州郓城县城西有一宋家庄，庄上居住一个宋太公，已是花甲之年，妻室早丧，膝下有四个儿子：长子宋海、次子宋河、三子宋江、四子宋清。
　　这几句交代既与《水浒传》相吻合，又说明了宋江排行第三的情况，免得读者生疑。这回书还介绍宋江不但有两个哥哥，还有两个嫂子。大哥二哥性情宽厚，且又孝顺，在家协助老父操持农事，兄弟之间是兄宽弟忍，与乡邻相处甚好。大嫂俞氏性情泼辣，受不得闲气，动辄噘嘴使气。嫁到宋家后，性子便使到丈夫头上，经常吵闹不休，而且对宋太公宠爱三子宋江非常不满，对宋江的仗义疏财更是气的要命，多次闹着要分家，宋河高低不答应。最后她想以假上吊来逼丈夫与兄弟分家。谁知她机关算尽，反而弄巧成拙、弄假成真，真的把自己给吊死了。这就是大嫂的结局。二哥以后又如何呢？这回书中也是漏掉交代。虽是如此，但是宋江的家世，特别是宋江两个哥哥的情况有了交代，宋江为何排行第三也比较清楚。
　　作为水泊梁山大头领的宋江是没有老婆的，仅仅娶过阎婆惜为"外宅"。但是不到二个月，因阎婆惜抓住宋江私通梁山好汉的把柄要挟宋江，结果被宋江所杀。此后宋江就一直没有再娶，更谈不上什么明媒正娶的老婆了。
　　从《水浒传》中看，宋江第一次露面是在劫生辰纲事发后，何涛到郓城县下捕公文之时。根据书中提供的时间，是在宋徽宗政和五年（公元1115年），此时的宋江已经"年及三旬"。而宋江死于宋徽宗宣和七年（公元11
　　施耐庵在写《水浒传》时不写宋江有妻室是为什么呢？一来可能是情节发展的需要；二来恐怕也是有意借此突出其不念女色的英雄本色吧！《水浒传》里衡量一个男子是不是条好汉，"不近女色"也是一条极其重要的标准。在书中，作者不是通过宋江的口正式宣布了这条标准吗？第二十二回中宋江就说过："王英兄弟，要贪女色，不是好汉的勾当。"作者不是公开出面说"宋江是个好汉，只爱学使枪棒，于女色不十分要紧"（第三十二回），卢俊义也是"平昔只顾打熬气力，不亲女色"
　　（第六十二回）。故此梁山泊一百零八将，大多数是没有家小的光棍。这显然是作者的妇女观造成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