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转载文章另角度看水浒）《水浒人物漫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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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说水浒（一）：金圣叹是封建反动文人吗??
　　细说水浒（二）：《水浒传》两题
　　细说水浒（三）：梁山英雄排座次的原则是什么
　　细说水浒（四）：梁山地区不可能成为宋江义军的根据地
　　细说水浒（五）：试论《水浒》的隐退思想
　　细说水浒（六）：一个不戴头巾的男子汉--试论潘金莲
　　细说水浒（七）：武松性格试议
　　细说水浒（八）：武松的哨棒
　　细说水浒（九）：武大、烧饼又其他
　　细说水浒（十）：王婆的"茶"
　　细说水浒（十一）：何九叔的"精"
　　细说水浒（十二）：唐牛儿和郓哥
　　细说水浒（十三）：他就是会施恩
　　细说水浒（十四）：一举见三人
　　细说水浒（十五）："风雪山神庙"之山神庙
　　细说水浒（十六）："风雪山神庙"中的巧合
　　细说水浒（十七）："火"的艺术内涵
　　细说水浒（十八）：一刀一境界一枪一精神
　　细说水浒（十九）：说李小二
　　细说水浒（二十）：罪不当诛的王伦
　　细说水浒（二十一）：梁山三寨主
　　细说水浒（二十二）：三个未出场的《水浒》人物
　　细说水浒（二十三）：梁山为何只有一百零八将
　　细说水浒（二十四）：鲁智深与酒
　　细说水浒（二十五）：生辰纲在哪里被劫？
　　细说水浒（二十六）：有关押送和劫走生辰纲的人和事
　　细说水浒（二十七）：试论劫取生辰纲的动机
　　细说水浒（二十八）：吴用岂能不认识宋江
　　细说水浒（二十九）：宋江的哥哥和老婆
　　细说水浒（三十）：柴进纳士也因人而异
　　细说水浒（三十一）：神奇的蒙汗药
　　细说水浒（三十二）：李逵的真与假
　　细说水浒（三十三）：跪拜之中见性情
　　细说水浒（三十四）：宋江的跪拜
　　细说水浒（三十五）：浔阳江张顺早生
　　细说水浒（三十六）：江州的鱼宴为何使宋江腹泻
　　细说水浒（三十七）：闲通判不"闲"
　　细说水浒（三十八）：无为军在哪里？
　　细说水浒（三十九）：北宋人怎么唱出南宋的曲
　　细说水浒（四十）：杨雄的"软"
　　细说水浒（四十一）：《水浒》三淫妇
　　细说水浒（四十二）：施耐庵笔下的老虎
　　细说水浒（四十三）：《水浒》人物趣谈
　　细说水浒（四十四）：韵文、诗词、山歌的妙用
　　细说水浒（四十五）：《水浒》里的梦
　　细说水浒（四十六）：《水浒》奇在哪里
　　细说水浒（四十七）：阮氏三雄还有兄弟吗
　　细说水浒（四十八）：西门庆也有好拳脚
　　细说水浒（四十九）：宋江装疯为何败露
　　细说水浒（五十）：安道全治痈疽
　　细说水浒（五十一）：《水浒》人物知多少
　　细说水浒（五十二）：梁山上为何没赵姓
　　细说水浒（五十三）：《水浒》里写了多少计
　　细说水浒（五十四）：梁山好汉的绰号
　　细说水浒（五十五）：梁山六绝
　　细说水浒（五十六）："河北三绝"指谁
　　细说水浒（五十七）：毒箭与二陈汤
　　细说水浒（五十八）：《水浒》里的酒器
　　细说水浒（五十九）：刺配与文身
　　细说水浒（六十）：闲话宋徽宗
　　细说水浒（六十一）：张天师及罗真人
　　细说水浒（六十二）：砒霜水银鸩酒
　　细说水浒（六十三）：《水浒》续书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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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水浒（一）：金圣叹是封建反动文人吗


　　金圣叹是封建反动文人吗--评郑公盾先生对金圣叹的评价
　　郑振铎先生曾经说过：三百年来"《水浒传》与金圣叹批评的七十回本，几乎结成了一个名词。"因此，谈《水浒》，总离不开金圣叹，而对金圣叹的评价，也就成了评价《水浒》的关键。近几年来，对金圣叹的研究和评价虽说有很大进展，但分歧依然存在。分歧集中在对金圣叹思想的评价，对金评价《水浒》的立场﹑动机﹑目的的分析，金批改《水浒》的功过，对宋江形象的改造等等问题上。论者见仁见智，一分为二，中肯公允。最近，拜读了郑公盾先生上下两部头的《水浒传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颇感愕然。郑先生在卷七"有关《水浒》的评价和争论中"，用了二百余页，写下了《不要美化金圣叹》﹑《不应该赞扬金圣叹对"水浒传"的批改》﹑《关于金圣叹思想评价的几个问题》﹑《金圣叹在"水浒传"评点中的艺术分析值得颂扬吗？》及《金圣叹对"水浒传"有贡献吗？》等一系列文章，阐述了自己全盘否定金圣叹的观点。《水浒传论文集》是郑先生旧作结集出版，虽然"后记"中作者说"对金圣叹全盘否定或一笔抹煞，认为他的一生及其著作都无可取之处，当然也不对。他对《水浒传》的评点文字，按他的艺术观点，从整体来说，是不值得过分颂扬的，但在个别地方则仍有可取的独到之处。同时金圣叹对《水浒传》的传播，也有他的功绩，是不能一笔抹煞的"之类的话，但纵观全书洋洋五十万言，对金圣叹全盘否定的基本观点，郑先生丝毫没变，这就不能使笔者要与之商榷。郑先生在《水浒传论文集》中对金圣叹评述的面较广，而《不要美化金圣叹》一文是群文之首，是郑先生全盘否定金圣叹的力作。本文就《不要美化金圣叹》一文中的基本观点，谈谈自己的一些不成熟的看法，请郑先生及读者赐教。
　　一、封建社会的进步文人
　　郑先生在《不要美化金圣叹》中给金圣叹所作的结论是：封建反动文人。其论据之一是，《春感八首》"深刻和淋漓尽致的暴露了金圣叹对清廷统治者卑躬屈膝的思想感情"。
　　《春感八首》是金圣叹年过半百，科场失意后，得知清顺治皇帝很赏识他批的"才子书"，称赞他是"古文高手"。他因此"感而泪下"，因北向叩首敬赋："千里归来尘未洗，一天欢喜泪无端"，"半生科目沉山外，今日长安指日边"，"岁晚鬓毛浑短尽，春朝志气忽峥嵘。何人窗下无佳作，几个曾经御笔评。"这些诗句里有他感激明主知遇之恩的感情，反映出他对清朝统治者有过幻想，但更多的是他喜出望外，得意忘形之情。如果仅因这几首诗，就说他"还有什么民族气节"，"同清朝统治者有亲密无间的思想感情"，未免言过之。《春感八首》仅是金圣叹留下三百八十四首诗中的极少部分，就是这些诗，也还保持了一定的身份，依然狂傲如故，牢骚满腹，毫无"一副标准奴才文人的嘴脸"。仅凭这八首诗就全盘否定金圣叹，实在没什么坚实的证据。翻开历代封建文人的作品，那一个没有几句歌功颂德之作；岳飞还镇压过农民起义，刘鹗在他的名著《老残游记》中骂过义和团是"疫鼠""害马"，骂过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为"制犬""毒龙"等等，但是，我们从不据此来否定他们的作品，更不否定其人。自然也不能因《春感八首》说过一些感恩之类的话，就说金圣叹是"封建反动文人"。何况在金圣叹留下的诗作中，还有像《甲申秋兴》﹑《塞北今朝》之类愤懑之词﹑亡国之痛的作品，有《外甥七日》﹑《兵战》之类控诉清兵屠杀无辜百姓的作品，有表示对投降仕清者的鄙视的《湘夫人》，有对清朝统治者猛烈抨击的《临刑诗》等等，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此说金圣叹是民族志士﹑反清英雄，但至少是可以称其为封建社会的进步文人。
　　郑先生说金圣叹是"封建反动文人"的第二条证据是关于"哭庙案"。郑先生在评论这个问题时，所用的最有力论据是鲁迅先生的一段话："讲起清朝的文字狱来，也有人拉上金圣叹，其实是很不合适的。他的‘哭庙'，用近事比例，和前年《新月》上的引据三民主义以自辩，并无不同，但不特捞升教授而且至于杀头，则是因为他早被官绅们认为坏货了的缘故。就事论事，倒是冤枉的。"﹙《谈金圣叹》﹚对于鲁迅先生这段话应如何理解呢？《谈金圣叹》是篇杂文，杂文所及，意在现实，是拿金圣叹作话题，借故喻今，冷嘲热讽三十年代那些置国难不顾﹑而积极配合其主子对国统区进步文艺进行反革命文化围剿的反动御用文人的；并不是一篇评价金圣叹的科学论文。杂文与一般科学论文是有不可忽视的区别的；拿杂文中的话当作论文的论据，进而征用，引以为据，偏见也是难以避免的。
　　"哭庙案"是怎么回事呢？辛丑年﹙1661年﹚二月，金圣叹等人借哀悼顺治皇帝为名组织苏州生员去哭临场所控告吴县知县任维初搜刮民财，贪赃枉法的罪行，并揭露使指县官贪污的巡抚朱国治，朱国治恼羞成怒，逮捕了请愿的秀才五人。金圣叹等人遂于次日组织者之一，又是哭庙文的起草者。事前由参与策划，当场有他鸣钟击鼓，鼓动群众，最后，朝庭以"聚众倡乱"为由，将金圣叹等八人刑斩，家产籍没，妻子充军，其余十人也处斩刑，平息了这场震惊全国的"哭庙案"。"哭庙案"的性质，我同意郭松义的说法："它表面上还是为了揭发县令任维初的贪赃行为，但实质上，斗争的锋芒是针对清统治者，是对于清朝政府严行摧征粮的一种反抗"﹙《江南地主阶级与清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哭庙案"发生于清顺治十八年，那是清人入主中原掌握统治的初期，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拥有强大力量的南明王朝的遗民在作最后的反抗。顺治十六年发生了响应郑成功进军南京的"通海案"，顺治十八年又发生了"哭庙案"，这都是南明王朝遗民的义举，说明清廷的统治并不稳定。为了巩固其统治，清廷常以血腥镇压为手段。在这种形势下，金圣叹还敢于带头聚众抗暴，怎么能说他是"反动文人"呢？"作为文人的金圣叹等，他们参与了人民的反清斗争，遭到了清政府残酷镇压，正是同情人民的最高表现，正是值得肯定的正义行为。"﹙易名《从"哭庙案"看金圣叹》﹚
　　二﹑批改《水浒》功大于过
　　"完完全全是站在封建反动统治阶级立场观点来批改《水浒》的"，是郑先生给金圣叹结论为"封建反动文人"的论据之三。关于这个论据郑先生是从"金圣叹严重歪曲了《水浒传》的主题思想，硬把这部以鲜明立场观点来歌颂我国封建农民起义斗争的作品"，"丑化梁山泊首领宋江"，"大力宣传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反动道德观念，散布了封建没落阶级的虚无思想"和"金圣叹生活在张献忠﹑李自成起义军以排山倒海般的力量震撼明朝江山的时代，他在这个时候来批改《水浒传》，显然是有他的深刻反动用意"等四个方面来说明。除第三点外，我对其他的三点都有不同的看法。
　　关于一百二十回本《水浒》的主题思想，鲁迅先生说的很清楚："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一一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到了一九七五年，毛泽东同志对一百二十回本《水浒》也作了精辟的论述："《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鲁迅和毛泽东同志的分析，都揭示了百二十回本《水浒》投降主义的真面目，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封建时代金圣叹也看清了这一点，他恰恰删去了"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一一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之类的后五十回内容，使作品的反抗性﹑斗争性和官逼民反的主题更加突出﹑鲜明，成为了一部纯粹反抗封建统治，歌颂农民起义的作品，应该说不是歪曲，而是加强了《水浒》的主题思想。而郑先生却正恰恰相反，把鲁迅﹑毛泽东等否认的百二十回本《水浒》说成是"歌颂我国封建农民起义斗争的作品"，把金圣叹砍去投降内容的七十回本硬说成是"反对农民起义的作品"，这就是非不分﹑大错特错了。
　　郑先生说金圣叹丑化梁山泊首领宋江，是因"他﹙指金圣叹﹚把许多骂人的字眼，都安在宋江头上。"金圣叹之所以这样做，正如张国光先生所言："金圣叹正是为了避免朱明特务专制王朝及多如过江之鲫的封建卫道文人是很容易发现他歌颂斗争，向往农民起义的真实意图，而不得不煞费苦心地为七十回本《水浒》涂上﹑‘保护色'的"﹙张国光先生《去伪存真，由表及里一一关于金圣叹批改〈水浒〉不得已而用"保护色"的问题》。作者是小骂大帮忙，不是丑化，而是净化﹑突出了宋江形象。
　　金圣叹在《水浒》第三十五回总评中说："一部书中写一百七人最易，写宋江最难。故读此一部书者，亦读一百七人传最易，读宋江传最难也。"这段话不仅是提醒读者要注意宋江这个人物，同时还要注意评述。《水浒》里的宋江是一个性格十分复杂的人物，他既仗义﹑扶危，有善用权术﹑奸诈；既对封建制度不满，又忠君孝亲，这些毛病当然引起读者的不满。对这些，金圣叹是在真骂。但是对宋江造反﹑反抗朝廷，金圣叹没骂。宋江谈忠说义，排斥晁盖，常怀野心，但表面上，又处处装着不介意，对这些金圣叹骂得及时，骂的狠，毫不放过。这种骂不是丑化，正是对起义领袖的爱护。
　　另外在金圣叹的批语中，也有不少赞扬宋江处：如称宋江是"人中俊杰"﹙十七回﹚，甚至把宋江抬到侯王之列，"一百八人中，独于宋江用此大书者，盖一百七人皆依列传例，于宋江特依世家例"，在茶馆与何涛交谈时，宋江是"肚里寻思"如何救晁盖，口里却大骂晁盖，金圣叹却多次赞道："宋江权术可爱"！第四十回在黄门山对欧鹏一席话后，金圣叹批道："不刚不柔，又悲又响，辞令至此无人不哭！"这正是对宋江以牺牲自我﹑保护他人的崇高品质的赞赏，第三十八回赞宋江是"非常之人，负非常之才，抱非常之志"等等，正是这些批语，使我们认识了宋江的好处。而这些赞语，郑先生只字未提，却抓住"骂"字大做文章，是否有点各取所需﹑以偏概全了？
　　至于说"金圣叹生活在张献忠﹑李自成农民起义军以排山倒海般的力量震撼明朝江山的时代，他在这个时候来批改《水浒传》，显然是有他的深刻的反动用意的"，更是不能自圆其说。郑先生在写上这个看法后，接着写道："金圣叹之所以重视水浒传这部
　　官野史，这是因为金圣叹一方面看得清楚，《水浒传》这部小说歌颂的是‘造反'了的‘强盗'，‘其人可诛，其书可烧'；而另一方面，他也看到这部小说在民间已广泛流传，甚至‘贩夫皂
　　都看'，而且《水浒传》所宣传的农民起义斗争的方式，在明末各地掀起的农民起义中已发生了较为广泛深远的影响"，怎么会"在这个时候来批改《水浒传》显然是有他的深刻的反动用意的"呢？郑先生最后总结道："由此可见，金圣叹批改的《水浒传》基本上是适于封建反动统治阶级的‘口味'的，说它是适于﹙一般﹚读者口味的看法是错误的。"这个结论不符合事实。也不知道郑先生没看过史料，还是看过了史料故意不谈。事实上，自《水浒传》问世以来，历代封建统治者都视之为禁书：明崇祯十五年六月圣旨严禁《水浒传》，命令各地大张榜示，凡坊间﹑家藏《水浒传》并原版，尽令速行烧毁，不许隐
　　；清人入关后，从顺治九年起，以后几乎年年禁《水浒传》﹙历史质料详见王利器先生《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一书﹚。怎能说反"适于封建反动统治阶级的口味"呢？更何况金圣叹的七十回本《水浒》一出，风靡一世，一向刊行的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传》便销声迹，几乎全部退出市场。七十回本《水浒传》风行三百余年，成为流传最广，妇孺皆知的"定本"，又怎能说"适于﹙一般﹚读者口味的看法是错误的"呢？
　　金圣叹，这样一个生活在封建社会下层的穷儒，敢于带头抗暴，以至被杀；敢于批注评点为士大夫文人不屑的通俗小说，以至被列为禁书，难道他会是"封建反动文人"么？否也！金圣叹生活在封建社会，在他身上也必然打着那个社会、那个时代的烙印，因此，在他的诗文中，在评点《水浒》中，也难免存在着消极落后的东西。其实任何一个时代的进步文人都免不了带着他那个时代的局限，任何时代同情革命的作家，也只能进步到他那个时代允许的高度。对金圣叹也只能如此。就他一生遭遇及批改的功过看，应该说金圣叹在封建时代还是一位难得的进步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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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水浒（二）：《水浒传》两题


　　《水浒传》里的宋江，在历史上是实有其人的。关于他，《宋史》所载寥寥无几，只知"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教必过人"（《侯蒙传》），结果是张叔夜在海州，举火烧毁宋江战船，使之无斗志，最后是因"擒其副贼，江乃降"（《张叔夜传》），其他就不多了。《水浒传》里的宋江，是经过宋元两代民间传说、艺人加工及文人创作，最后而形成的艺术形象。这个艺术形象的原型是谁，很少有人探究。在《水浒传》里宋江这个艺术形象写得如此丰满，如此复杂，不是作者凭空想象的，一定有个原型或什么的，故此有人提出，宋江有点像岳飞，岳飞的故事不少都移植到宋江身上了，仔细看看有关岳飞的书籍再对照一下宋江，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全明了。比如《水浒传》中宋江征辽、平寇为国立了大功，尔后，被奸贼用鸩酒害死，宋徽宗梦游蓼儿洼后，给他昭雪，立庙封侯，与岳飞的经历就相同。岳飞不也是在大破金兀术，为国立功后，为秦桧在大理寺狱中用毒酒鸩杀，宋孝宗即位后，也给其平反，立庙封侯吗？
　　《水浒传》里的宋江招安投降后，就去征辽，平田虎、王庆、方腊等其他农民起义军，与岳飞追剿过张用、曹成，平定过江西的虔寇及湖南的杨么，抗击过金人也很相似。《水浒传》里称宋江为"退虏平寇征西正先锋"，这又正是岳飞的衔头。
　　《水浒传》说宋江仗义疏财，极其大方，所以天下归心。这又与岳飞的招贤纳士及其相同。岳飞当时每打一胜仗，朝廷即送来几万赏银。宋高宗还拨了湖北一带许多赋税给他作军饷，岳飞就用这些钱赈济百姓，颇得民心。在武昌时连远在太行山的梁兴，山东的李宝都赶来投靠，可见其真是闻名天下。
　　《水浒传》里宋江临死前怕李逵造反坏了忠义，把李逵也骗来喝了毒酒身亡。而岳飞传中人岳飞怕岳云、张宪不听圣旨，而亲手绑缚他们接旨，又何其相似。
　　以上数例，虽不敢说宋江的原型就是岳飞，但是至少可说，作者们在创作宋江这个艺术形象时，借用了岳飞的不少事实，这一点大概无疑问吧！不然的话，这些相似之处又作何解释呢？
　　二
　　《水浒传》和《红楼梦》是我国古典文学中的两部名著。前者写农民起义，后者与爱情故事；前者取材于历史、传说，后者取材于作者经历、社会生活；前者反映的是宋代，后者写的是清代；前者作者是元末明初人，后者是清朝人，两者好像无共同之点，然而仔细看看，这两部名材有点惊人相似之处。
　　这两本书都各有两个作者，《水浒传》是施耐庵、罗贯中，《红楼梦》是曹雪芹、高鹗，一般认为，施、曹是原作者或主要作者，罗、高是续作者或润色者。有趣是，大家都公认后面的续作远不及前面正文，甚至斥之为狗尾续貂。近几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对两本书的作者产生了怀疑，认为历史上无施耐庵其人，他可能是一托名，无独有偶，也有人认为《红楼梦》作者也不是曹雪芹，而是石兄。
　　两本书的版本也极为复杂。前者除有简、繁本之分外，繁本中又有七十回本、百回本、百一十五回本、百二十回本及百二十四回本，后者有庚辰本、甲辰本、乙卯本，有正本等等，至于谁先谁后，谁真谁伪，学术界争论不休，尚无定论。而这两本书都是章回本，都有个百二十回本。
　　这两本书问世后续书颇多。前者有陈忱的《水浒后传》、俞万春的《荡寇志》、介石逸叟的《宣和谱》（《翻水浒》）、青莲室主人的《后水浒传》等等，后者有秦子忱的《续红楼梦》、小和山樵的《红楼复梦》、临鹤山人的《红楼园梦》、归锄子的《红楼梦补》等等。有趣的是，时至今日，还有人作续书，前者如禇同庆花费四十年改写、续写的《水浒新传》，后者如张之续作的《红楼梦新补》等。
　　这两本书问世后，评点批改者多。《水浒传》有李卓吾、杨定见、袁无涯、王望如、余象斗及金圣叹等人，《红楼梦》有脂砚斋、王希廉、姚梅伯等。金圣叹和脂砚斋都因评书而闻名，金批《第五才子书》及脂批《石头记》都成为研究这两部书的重要参考资料。
　　这两本书问世后，早就传到国外，译本颇多。《水浒传》是十七世纪后半叶传到日本，十九世纪后半叶传到欧洲，至今已翻译成十二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发行，《红楼梦》传日晚于《水浒传》，时间大概是十八世纪末，
　　这两本书的结尾相同，都是悲剧结局；这两本书里都写了不少梦，有很多梦的形式、内容、结局都很相同中；这两本书的主题也相同，都可称之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等等，这里就不一一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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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水浒（三）：梁山英雄排座次的原则是什么


　　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等级观念在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在农民起义队伍中也摆脱不了等级观念的影响。特别是在革命成功之后，权利再分配更是起义领袖们棘手的问题，他们往往因权利分配不当致使艰苦奋斗夺得的江山一朝失落，1856年太平天国的杨韦事件就是一例。梁山好汉也是生活在这个等级森严的社会里，等级观念在他们头脑中也必然有所反映。晁盖、吴用上梁山之初，在谈及林冲座次时，吴用不是认为"理合王伦让这第一头领坐，此合天下之公认"，对梁山王伦座次排定不当的不满吗？而林冲自己不也表示过，王伦"是个落第腐儒，胸中又没文学，怎做得山寨之主"的愤慨及自己"因犯下大罪"，投奔他处无门，"不得已而坐了第四位"的抱怨吗？然而，这些出身、职业各异，性格、才智有别的好汉们，在晁盖、宋江入主梁山后，多次排座次，虽座次有先后之别、尊卑之异，但居然没有一人对此有异议，这的确是少有之事，也足以说明梁山排座次是大有学问的。
　　梁山众好汉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目标，他们聚居梁山，这就形成了一个人才的群体。如何使这个群体中的每个成员目标一致、同心同德、紧密团结、互相激励、各展其能，这必然是梁山寨大头领所必须即使考虑的问题。梁山寨中多次排座次，正是大头领们根据这人才群体的不断壮大，所进行的人才重新组合，借此来调整这个群体结构内部的矛盾，使之有序化、合理化。正因为调整的及时、合理，所以在梁山事业发展中，从未因权力分配、人才任用产生矛盾，反而促进了内部的团结。那么，梁山寨是怎样排座次的呢？它所依据的原则又是什么呢？这就值得我们去研究。要研究这个问题，我认为必须结合原著，对几次排座次进行简要分析，才能了解其轮廓。
　　水泊梁山第一次座次是王伦排定的，时值林冲上山后，他自己为尊、杜迁第二、宋万第三、林冲第四、朱贵第五。王伦排座次的原则是什么呢？《水浒》第十一回"林冲雪夜上梁山"里，王伦一段内心独白交待得很清楚：这就是以上山先后为序，其余不予考虑。
　　由于王伦心胸狭窄、嫉能妒贤、忘恩负义，又实行了"关门主义"的错误路线，这对人才的聚集，事业的发展必然不利，理所当然地被反对。晁盖等新人到来，很快就引发了火并王伦，进行了梁山寨第二次排座次。这次座次是众好汉互相磋商、民主排定的，我们只要读读"梁山泊义士尊晁盖"一回书便可知：晁盖、吴用、公孙胜的座次是林冲提名，大家商量同意排定的。林冲提名时，对每个人都有句评语，总括起来，原则是两条：本领及声望。其他人的座次大体也依照这两条，加上资历、年龄而定。曲家源同志说："是用协商、谦让的方法排定的，并没有严格的、确定的条件。"这就错了。
　　第三次排座次是在打无为军、宋江等上山聚义之后，此时新老头领已增至四十人。这次座次实际上并未排定，只是让宋江坐了第二把交椅，这是晁盖、吴用等七人的意见，依据是："当初若不是贤弟担那血海般干系，救得我等七人性命上山，如何有今日之众！你正是山寨之恩主。你不坐，谁坐？"这就是贡献或功劳。吴用、公孙胜座次依旧，其他新老头领座次根据宋江意见定："梁山泊一行旧头领，去左边主位上坐。新到的头领，去右边客位上坐，待日后出力多寡，那时另行定夺。"宋江这个意见实质是两条原则：资历，贡献大小。然而宋江又是把贡献大小放在首位。宋江的这个原则，在文革期间评《水浒》时，被说成是"为他提拔投降派和组织黑班底敞开了方便之门"，这显然是不对的。宋江的这个意见恰恰显示出其非凡的组织才能，他一句话就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农民起义军内部权力和地位再分配这一甚为麻烦的问题，无形中堵住了许多分裂、火并的根源，既摆正了新老头领的主次位置，又激发了新老头领为梁山事业建功立业的积极性，既突出了贡献、本领在排座次中的重要地位，又保持了新老头领的团结，故此深得众英雄赞同。
　　第四次排座次是在打了东平、东昌府之后，此时梁山已有一百零八位头领。这次排座次是天意，是小说中神道观念和宿命论迷信思想的反映，但不是人为，而是天随人意。我们既不能象"四人帮"评《水浒》时，脱离原著，硬说"石碣天书"是宋江、吴用等精心策划、事先埋好、装神弄鬼来束缚梁山英雄手脚，使之服服帖贴听从自己摆布去搞招安投降的把戏，也不能用今人的观点，认为有什么体系。这次座次的排定，可说是集前几次排座次原则之大成，原则依然是按贡献﹙或功劳﹚大小、本领高下、名声高低、年龄及资历这几条来定。但又不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而是全面综合考虑排定的。特别是这次排座次后，宋江、吴用又对一百单八将进行了全面分工，各负其责。这样既弥补了排座次中的失误，又使每个好汉各得其所、各随其志、各司其职、各尽所能、各献其功，使众英雄感到座次合理、任用得当。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能做得如此完美的确不易，也表示出梁山大头领使用人才的本领。
　　纵观水泊梁山这四次排座次的原则，我们可以看出，王伦的论资排辈原则，是一种安排人才的短视观点。它是人才群体结构合理化的障碍，既调动不了人才的积极性，又妨碍资历浅的真正人才脱颖而出。而晁盖、特别是宋江，他们顺应潮流而动，在排座次问题上随势应变、多方考虑，克服工作中的种种弊端。他们依据衡量人才的贡献、本领、名声、年龄及资历等五条基本原则，灵活运用，但又始终把前三条作为主要条件。这在当时可说是最优选择，就是今天，它也不无意义。水泊梁山众好汉由于出身、教养、能力、性格各有差异，他们的德、才发展也是不平衡的，必然有长有短，宋江正是根据这差异来排定众好汉间的座次前后。所以，我认为梁山英雄排座次正是以德、才为原则，采取因材施用、择优任用的办法来排定的，这是一种"任人唯贤"的做法，值得研究。
　　1984年，《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第三期，发表了曲家源先生发表《水浒一百单八将的座次是怎样排定的》一文，全国十余家报刊或全文转载，或摘录刊登，可见其影响之大。然而其观点大多不能成立，虽说事过多年，我还是要与之商榷。
　　曲文开宗明义，认为梁山"这种排法是分贵贱、问亲疏的，哪些人在‘天罡星'队里，哪些人在‘地煞星'队里，谁在前，谁在后，大致都有线索可寻，这些安排正体现了梁山领导核心一一宋江一一吴用体系的思想和意志。"然后从六个方面加以说明。曲文认为：宋江的座次表依据的标准，"名望高低被作为第一应重视的条件"。无疑，名望高低是属于德的范畴，而德正是人才的灵魂、是统帅、是根本，是才、学、识、体的发展动力。排座次时把它作为应重视的条件是没有错的。但梁山并没有把它当作"第一应重视的条件"。曲文在论及此问题时，以卢俊义为例说："卢俊义对梁山几乎毫无功劳可言"，只因"他是北京大名府第一等长者"、"是河北三绝"，"就坐了第二把交椅"。曲文此说不符合实际。卢俊义对梁山寨不是"毫无功劳可言"而应是功劳卓著。宋公明夜打曾头市时领兵
　　"世系显赫符合封建社会的正统观念，自然受到推崇"，这是曲文的第二个看法。并举例说："关胜论功劳他不如林冲，论职位他不如呼延灼，但因他是汉末三分义勇武安王嫡派子孙，就跃居第五把交椅。"依曲文说，世系显赫也成了梁山排座次一条重要的原则。我看也不见得。柴进乃大周柴世宗嫡派子孙，祖上有陈桥让位之功，杨志乃"五侯杨令公之孙"，呼延灼乃开国之初，河东名将呼延赞嫡派子孙，这三人祖上都是北宋开国元勋重臣
　　，远比关胜显赫，又为何座次都安排在关胜之后呢？此无他，而是他们本领都不如关胜。柴进的本领无须多说，杨志在梁山下与林冲交过手，四十回合不分胜负，呼延灼与林冲也交过手，五十回合以上仍不分高下，而关胜在围攻梁山时，力战秦明、林冲两人，可见武艺高强。如果说"世系显赫"，座次就能往前排的话，宋江、卢俊义、吴用、公孙胜世系并不显赫；却排在前四位，林冲、秦明却排在呼延灼之前，花荣却排在柴进之前，李应、朱全、鲁志深、武松、董平、张清却排在杨志前，这又作何解释呢？
　　曲文谈到宋江排座次依据的标准还有两条：即"看上山前职位尊卑"及"宋江的个人好恶，与宋江的亲近程度。"我看就更难站住脚。曲文认为朝廷降将有二十一人，，在天罡星中的就有十一人，故此说明"看上山前职位尊卑"。那么，我们要问："林冲上山前的职位仅是个禁军教头，然而他的座次仅次于关胜，名列秦明、呼延灼、花荣、柴进等朝廷显贵之前。丑郡马宣赞、镇三山黄信上山前职位并不卑，可况关胜是宣赞属下，黄信是花荣上司，上山前职位比关胜、花荣尊，结果，不但排在关胜、花荣之后，"还比不上渔民出身的三阮、农民出身的李逵、猎户出身的二解、樵夫出身的石秀、列入地煞之列，是否与宋江有何私怨呢？书中找不到线索。曲文所言"看上山前职位尊卑"这条，其是非如何就无须多言了。
　　梁山寨排座次与"宋江个人好恶，与宋江的亲敬程度"也是毫无关系的。船火儿张横在浔阳江上谋财害命，险些置宋江于死地，穆弘在揭阳岑上逼的宋江走投无路，衣食无着，排座次时，照旧列入天罡星。吕方、郭盛深得宋江喜爱与宋江十分亲近，成为宋江的保镖，排座次时也只能在地煞，仅坐了五十四、五十五位。还有宋江的亲兄弟宋清，不但只排在地煞星里，而且只能坐在七十六位，谁叫他只会算帐，别无他术呢？安道全是宋江的救命恩人，也只能排在郭盛之后，至于亲疏，我想是有的。宋江、卢俊义分兵打东平、东昌府时，吴用分在卢俊义帐下，他却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反而暗中往返于宋江营中，为宋江出谋划策，这就有亲疏。李逵执行将令杀死沧州知府的儿子，朱仝欺人太甚，宋江却要李逵与之赔罪，这就有亲疏，但这并未影响排座次。
　　最后还想说说曲文中提到的青州一伙上梁山的问题。曲文认为：宋江把"清风山和江州结识和网罗的人员（除石勇、李立等个别人外）也都排在较前的位置，而梁山的原有人员如刘唐、三阮等人却普遍向后推移。这就形成了一个以宋江为首的、以宋江的亲信和投降的军官为骨干的稳固的领导集团，为以后巩固梁山根据地和争取朝廷招安做好了组织准备"，并认为"在对待花荣一伙的态度上最能看出宋江是有意拉拢亲信帮派力量的"。对曲文的这段话，我也有不同的看法：首先是宋江在清风山和江州结识的好汉位置不是"都排在较前"，而应是有前有后。石勇、李立也是从清风山和江州来的，就排的很后，如果象曲文那样，把排在较后的人除外的话，就不好谈问题了。其次是刘唐、三阮等人的位置普遍后排，不是宋江的责任，而是晁盖干的，怪就怪晁盖好了，不能迁怒于宋江。再次是如果青州一伙如曲文所说，是
　　宋江的亲信帮派力量的话，那么，为什么只有花荣、秦明进入天罡星？为什么黄信的位置由三阮之前，打入地煞星？为什么石勇的位置又排的那么后？最后请注意：在三十六员天罡星中，反对宋江招安投降的就有吴用、林冲、鲁智深、武松、李逵、史进、穆弘、李俊、三阮、张横、张顺等十四人，而这些人大多是曲文所说的，是宋江"网罗"来的"亲信帮派力量"。有这么多反对派怎能形成一个稳固的投降班子呢？吴用又是反对派中的领头人，又怎能与宋江结成一个思想和意志相同的体系呢？
　　梁山英雄排座次，正反映出小说作者对封建社会权力再分配的构想，它提出了人才科学中诸多值得注意的问题。比如作为领导，当人才群体不断壮大时，就应该注意随势应变，及时调整班子及人才任用，使之各得其所，各显神通；班子如何调整，人才如何任用？其原则作者在四次排座次中又逐步完善，这就是：贡献、本领、声望、年龄及资历等；对待人才，如像王伦，必然为历史所淘汰，如象宋江，事业必然兴旺；作为领导个人，必须智勇兼备、宽宏大量、知人善任。作为人才，除有德、智、才、学、体等基本素质外，还有很重要一条就是为事业出力，即多做贡献。这些问题对今天来说，无疑也是很有参考、借鉴价值的。

cqg1985

细说水浒（五）：试论《水浒》的隐退思想


　　《水浒》中的隐退思想，作者又是怎样精心安排的呢？
　　首先是残酷现实的逼使。水浒英雄们由零散的复仇火星发展到两败童贯、三败高俅，大有席卷天下之势，如果按照李逵的奋斗目标，"打倒东京，夺了鸟位"，这在当时，真不失为良机，但是，以宋江为首的一大帮义军将领不去考虑如何领导起义军进一步推翻赵宋王朝，却加紧准备接受招安的活动，结果使得这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夭折。接受朝廷招安，本是梁山义军大多数头领盼望已久的、能"去边上一刀一枪"、"保国安民"、"封妻荫子"的愿望，但招安后的残酷现实表明，他们这些美好的愿望不过是一场黄粱美梦。
　　招安后，义军头领们一腔报国的热血，既不被统治者理解，加上奸佞的谗言，反倍受怀疑、仇视和排挤。招安伊始，梁山的宿敌童贯就启奏皇上"这厮们虽降，其心不改，终贻大患。以臣愚意，不若陛下传旨，赚入京城，将此一百八人，尽数剿除，然后分散他的军马，以绝国家之患"，企图将这支军队消灭干净。征辽战斗打响后，梁山义军的确在"边上一刀一枪""保国安民"，眼看辽邦将要倾覆，蔡、童、高、杨四大奸贼因接受了辽邦重金贿赂，战争很快停止而议和，梁山义军获得的功劳化为乌有。在平定田虎、王庆之后，背信弃义的统治者，不但一再违背"早奏凯歌""必将重用"的诺言，反而纷纷具本上奏"新降之人"，"不可辄便加爵"，给义军"顺天""护国"当头一棒。非但如此，还对义军行动处处禁约："非奉上司明文呼唤，不许擅自入城，如违，定依军令拟罪施行"。可见，招安后的义军，不管你如何忠心耿耿，在统治者眼里，仍不过是投降了的"反贼"，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就是梁山义军，以死伤病残"十损其八"的惨重代价，为统治者立下奇功大勋之时，统治者更是变本加厉地残害义军：阮小七因围剿方腊时，在邦源洞穿过方腊的"衮龙袍"戏耍，朝廷大将王禀、赵潭"怀狭邦源洞辱骂旧恨"，妄奏阮小七"必致造反"，于是昏君竟下旨"追夺阮小七的官诰，变为庶民"，卢俊义被骗至京师，天子当面将放有水银的"御膳"赐与他致死，宋江则被天子所谓安抚赏赐的"御酒"所毒死。
　　这残酷的现实，血的教训，使梁山众兄弟看清了封建统治者的狰狞面目，认识到"封妻荫子""光宗耀祖"只能是一中幻想。明智之士急流勇退，纷纷主动纳还官诰，以免"受玩辱"，求闲去了。
　　其次是借用历史的教训。其实，这样一个"熬曜罡星今已矣，谗臣贼子尚依然"的结局并不是偶然的。在我国历史上，历代都有排挤残杀功臣良将的事发生。封建统治阶级在争夺政权时，他们需要忠臣良将为之卖命；夺取政权之后，他们又必然以种种借口残杀功臣。早在春秋战国时，吴国的范蠡就以"蜚〔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论断，对功臣在成功之后，遭受残害的必然性作了概括，深刻到指出，功臣与统治者之间存在着的是"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安乐"的关系，并向文种提出功成隐退的忠告。统治者在夺取政权之后，要千方百计残杀功臣，这是统治阶级本性所决定的，《水浒》作者深知这一点。故在作品中，作者多次借用历史的教训来宣传他这隐退思想。如《水浒》第九十回"双林镇燕青遇故"中，当燕青劝许贯忠到京师讨个出生时，作者借许贯忠之口说出"今奸邪当道，
　　贤嫉能如鬼如蜮的，都是峨冠博带；忠直良正的，尽被牢笼陷害。小弟的念头久灰。兄长到功成名就之日，也宜寻个退步。自古道：‘雕鸟尽，良弓藏'"的话来，使燕青心领神会，铭记在心。所以，征讨方腊成功之后，燕青拒绝还朝受封，还对卢俊义讲出"韩信立下十大功劳，只落得未央宫里斩首；彭越醢为肉酱；英布弓弦药酒"三个历史故事，劝告卢俊义功成身退，不然"祸到临头难走"。
　　燕青的转变是有典型性的。燕青在争取"招安"的活动中是立过汗马功劳的，是他去李师师处打通关节，向天子面述梁山好汉盼望招安之心思，得到圣上"恩准"的；招安后，他也积极效命于赵宋王朝，又恰恰是他，在成功之后，不愿还朝受封，并借古喻今劝告卢俊义，燕青这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说明他已清醒认识到封建统治者的罪恶本质是不会改变的。
　　又如《水浒》第一百十四回混江龙李俊太湖小结义后，李俊曾劝费保得到朝廷做官，费保回复李俊的一席话也是如此，费保说："小弟虽是个愚鲁匹夫，曾闻聪明人道：‘世事有成必有败，为人有兴必有衰。'哥哥在梁山泊，勋业到今，已经数十余载，更兼百战百胜。去破大辽时，不曾损折了一个弟兄。今番收方腊，眼见挫动锐气，天数不久。为何小弟不愿为官？为因世情不好有日太平后，一个个必然来侵害你性命。自古道：‘太平本是将军定，不许将军见太平'。此言极妙。今我四人既已结义了，哥哥三人，何不趁此气数未尽之时，寻个了身达命之处......以终天年......"。李俊听罢，先是感谢"重蒙教导，指引愚迷"，次是肯定费保一席话是"十分全美"，最后表示收伏方腊之后，一定偕童威童猛来相投，"若负今日之言，天实厌之，非为男子也"。李俊的思想能与费保的忠告一拍即合说明什么呢？只能说明作者认为：隐退是梁山好汉唯一的、最好的出路。
　　再次是局外人的暗示。《水浒》作者还安排了不少局外人，精到地对义军前途的凶险作了暗示，使梁山义军不少头领"点头玩味"，为功成后的隐退埋下伏笔。早在《水浒》开篇不久，鲁智深大闹五台山后，智真长老在鲁智深临别之际，就赠给他"遇林而起，遇山而富。遇水而兴，遇江而上"四句偈言，供他终身享用，为鲁智深安排了一个功成身退的完满结局。第五十四回戴宗奉令去二仙山请公孙胜出山归营前，罗真人也送给公孙胜"逢幽而上，遇汴而还"八个字，要他"记取，休得临期有误"。与其说这是提醒鲁智深、公孙胜等不要迷恋功名，功成名退，不如说是作者早早就在作品中为其宣扬隐退思想作好了充分的准备。第八十五回宋江等拜见罗真人时，罗真人也送给了宋江八句法语"忠心者少，义气者稀。幽燕功毕，明月虚辉。始逢东墓，鸿雁分飞。吴头赵尾，官禄同归"。虽说是天机不可泄漏，无非是借神仙之口，暗示义军前途凶多吉少，鼓吹隐退。还有第八十二回"梁山泊分金大买市，宋公明全伙受招安"时，也有三五千人辞去不愿为朝廷效力。这是这个"八方共域，异姓一家""交情浑似股
　　，义气真同骨肉"的第一次分裂，这辞去的三五千人，就是清醒的功成名退者。如果说二位活神仙及辞去的三五千梁山兄弟的言行还有点"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话，那么征辽时，辽国使臣欧阳侍郎的一席话："......今日宋朝奸臣们，闭塞贤路，有金帛投于门下者，便得高官重用，无贿赂投于门下者，总有大功于国，空被沉埋，不得升赏。......今将军统十万精兵，赤心归顺，止得先锋之职，又无升授品爵。众弟兄劬劳报国，俱各白身之士，遂命引兵直抵沙漠，受此劳苦，与国建功，朝廷又无恩赐。此皆奸臣之计。......将军纵使赤心报国，建立功勋，回到朝廷，反坐罪犯"。打王庆荆南城时，城中高士肖嘉穗的话："方今谗人高张，贤士无名，虽材隋怀，行若由夷也，终不能达九重。肖某见若干有抱负的英雄，不计生死，越公家之难者，倘举事一有不当，那些全躯保妻子的，随而某孽其短，身家性命，都在权奸掌握之中。象肖某今日，无官守之责，却似闲云野鹤，何天之不可飞耶！"这些忠言暗示，分析得再明显、透彻不过，故宋江以下"无不磋叹"，静思默想，为前途懊丧，为命运担忧。
　　再次是宋江悲剧的陪衬。在《水浒》里，宋江是一个性格极其复杂、丰富的艺术形象。他的一生是由不愿意革命到走向革命以至背叛革命的三部曲组成。他既有起义领袖的英雄气概，组织指挥才能，又有农民阶级的弱点和动摇性；既有对朝廷（皇帝）的"忠"，又有叛逆的"义"。其性格发展的过程中一直存在"忠"和"义"的矛盾，但最后又统一于"忠：的前提下。他力排众议，执意招安并获得成功，对朝廷一片忠心；在征辽过程中，他明知辽使欧阳侍郎言之有理，也"忠心不负宋朝"；南征北战，功劳卓著，朝廷不但不加封进爵，反而"禁约"重重，弟兄们都有反意，而他却"垂泪设誓"，使众弟兄与之同心报国，最后被朝廷"御酒"毒死，死前还喊出"赐死无辜""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就是这样一个不存半点异心，忠心耿耿的忠臣，封建统治者也不放过，这不分明用宋江被害惨死的教训来陪衬作者所要宣扬的隐退思想吗？
　　最后，作者在《水浒》中多次运用诗句，表达自己功成身退的明确主张。如一百十九回宋江衣锦还乡后写到"衣锦还乡实可夸，承恩又复入京华。戴宗指点迷途破，身退名全遍海涯"；燕青劝卢俊义寻个僻静去处，以终天年后，诗曰"时人若把功名恋，只怕功名不到头"；全书结束诗中写道"熬曜罡星今已矣，谗臣贼子尚依然。早知鸩毒埋黄壤，学取
　　夷泛钩船"等等。即流露出功成身退的赞扬，又对迷恋功名者于怜惜、哀痛之中包含着针之意。
　　历史的教训使得英雄们不得不为自己的前途担忧，再加上一些局外人的暗示，更重要的是残酷的现实，教育了义军将领。所以当宋江招安后，眼见得步步走向"成功"，众多兄弟却在天天走向隐退。
　　早在处决王庆时，公孙胜就辞别宋江，归于山林。在擒住方腊后，鲁智深也对宋江说："洒家心已成灰，不愿为官"，"只得个囫囵尸首，便是强了"。随后在六和寺"圆寂"了。武松是"不愿赴京朝觐"，要作"清闲道人"。燕青更"可谓知进退存亡之机"，不但自己"隐迹埋名，寻个僻净去处"，而且还告诫卢俊义，"只恐主人此去无结果耳。"宋江军至苏州城外，只见混江龙李俊诈中风疾，倒在床上，"宋江只得留下李俊、童威、童猛三人"。这三人后来都作了化外之人。
　　当义军太平回朝时，"东京百姓看了，只剩得这几个回来，众皆嗟叹不已。"那不愿为官的已退隐山林了，就是那跟着宋江朝觐，封官授职了的心领，虽然他们暂得"光宗耀祖"，但是，残酷的现实仍然让他们步隐退者的后尘，纷纷纳还了官诰。在统治阶层的暗夜中，闪耀出第一道清冷光辉的是戴宗，官场的实践教育了他，他终于"陪堂术闲"而去。接着，柴进在朝廷杀了阮小七官诰后，亦"求闲为农"。柴进的隐退，刮起了一阵隐退的小旋风，李应、宋清、杜兴、邹润、裴宣、杨林、蒋敬、朱武、樊瑞、穆春等都随风隐退了。
　　作者所热情歌颂的这众多隐退的兄弟中，有自幼受苦，命运多艰的，也有生长在富贵之家的；有的一向学得百伶百俐，也有的是粗鲁汉子。虽禀性各异，却殊途同归。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残酷的现实使他们都有这样的认识："今奸邪当道"，功成身退是明智的做法，功成不退，祸到临头就难走了。所以在平方腊后，活着的三十九位头领中，就有二十一人先后隐身了。由于《水浒》作者独具匠心的结局，我们可以看出，《水浒》中英雄人物的隐退是必然的，是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
　　既然《水浒》中英雄人物的隐退是必然的，是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那么，《水浒》的隐退思想又有何进步意义呢？
　　首先，《水浒》中的隐退是义军唯一较好的出路。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对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有段科学的分析，他认为："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出现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和革命后被地主阶级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水浒》的现实主义描写，是不自觉地反映了这种历史的客观规律的。梁山的英雄事业虽说有两败童贯、三败高俅、杀的赵宋王朝官兵"梦里也怕"的鼎盛时期，但是，他们根本没有推翻赵宋王朝的打算，他们所盼望的是"替天行道"，说具体点就是："去边上一枪一刀"地"保国保民"，最后达到"封妻荫子""光宗耀祖"的目的。为达到目的，他们唯一的希望是朝廷不要把他们当作"强盗"看，能够"招安"，而统治者武装又镇压无方，不管吧，又怕后患无穷，便使出了他们安抚、招安的一手。宋江等人接受朝廷招安，很快被朝廷利用去征辽、平"寇"，利用去镇压其他农民起义军。结果招安也不是义军的真正归宿，许多英雄不是为统治者战死沙场，就是死于统治者的阴谋之中，最后"陷于失败"，只有功成身退者，才保身善终。
　　其次，《水浒》中的隐退是新形势下的一种反抗。尽管在今天看来，这种反抗有其消极的一面，但它是当时革命处于低潮的条件下的唯一能做到的一种理智的反抗。他与那种自命清高、孤芳自赏的隐退不可同日而语，不能笼统视为消极遁世，逃避现实。
　　招安后，权奸对义军的诽谤、陷害，使英雄们每每再萌异心，也在所不辞，招安后的现实生活和斗争，使他们的头脑越来越清醒，许多头领越来越不能忍受这残酷的现实，李逵多次喊要造反；平王庆后，李俊、张顺兄弟及阮家三昆仲也要反，无用等人也"都有怨心"；平方腊后，情同手足的兄弟，伤的伤，亡的亡，许多兄弟再也不顾与宋江的情义有多么深厚，宋江的"忠义"说教也不能再约束他们的反抗思想了。他们不愿做奴才，不能任封建统治者宰割，更重要的是在这奸邪当道的社会，他们怎能与统治阶级同流合污呢？他们藐视功名富贵，他们退还朝廷的官诰，一个个离别自己所敬爱的宋大哥而去，因此，说《水浒》中的隐退是"小丈夫自完之计"（李卓吾《忠义水浒传序》）是很片面的。
　　这不与统治者为伍，这藐视功名利禄，不受封诰，或退还官诰的行为，在封建社会不能不说是种理智的反抗。试想，义军所有的头领如果都执迷不悟，功成不退，那不被统治者残杀殆尽吗？卢俊义原先曾认为："我闻韩信三齐擅自称王，教陈豨造反；彭越杀身亡家，大梁不朝高祖；英布九江受任，要谋汉帝江山。以此汉高帝诈游云梦，令吕后斩之。我虽不曾受这般重爵，亦不曾有此等罪过。"可是结果怎样呢？我们可以看到，大凡作者安排的有善终的水浒英雄，其善终都是隐退的结果。
　　再次，《水浒》中的隐退，也是对封建统治者罪恶的揭露和控诉。招安后的水浒英雄，他们抗辽国、征田虎、擒方腊，出生入死，为统治阶级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是这样"不计生死，赴公家之难"的英雄为什么就"不能达九重"，而不得不隐退呢？为什么"全躯保妻子的"尽可残害忠良而逍遥法外呢？招安前，统治阶级对义军残酷镇压，当然表现了统治者的残暴。招安后，统治者采用了更为阴险毒辣的手段来残杀义军。他们或是怀私狠，以莫须有的罪名来剥夺官诰，或者下水银、慢药等毒药来残杀义军头领，很明显，作者这样处理，是对至高无上的封建朝廷的深刻揭露和鞭挞，是对统治阶级暴行的有力控诉。
　　最后，《水浒》中的隐退，还寄托了作者对义军东山再起的愿望。早在太湖榆柳庄上结义时，费保就寻思，今后与李俊一起到江海内"聚集几多水手"，干一番事业。李俊在费保的劝说下，也决定"别立化外之基"。这就是显示出义军东山再起的端倪。这对后世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至陈忱在《水浒后传》中，将隐退的英雄又组织起来，绘声绘色地描写了他们的又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当然，在今天看来，在这些隐退了的英雄身上，进取与退却，聪明与糊涂等性质相反的因素是交织在一起的，这就造成了《水浒》中隐退思想一定的局限性，但瑕不掩瑜，这些缺陷不能抹杀《水浒》隐退思想的积极意义。《水浒》的隐退思想是一定时代的产物，我们只有把它放在它产生的那个时代，才能做出科学的评价。列宁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评价历史活动家是这样，评论古代作家、作品当然也不能例外。据此，我们完全可以说，《水浒》作者对隐退的描写是《水浒》中的又一民主精华。是《水浒》的又一重大思想内容，他告诉我们：残酷的现实教育了英雄们，对统治者暴行的强烈愤懑和对宋江的招安极为不满，促使他们断然走向隐退的道路。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其积极意义的。这正是作者对这一问题认识的高明之处，说明作者是一位清醒的现实主义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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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水浒（四）：梁山地区不可能成为宋江义军的根据地


　　《水浒》本是一部反映北宋时期农民斗争的长篇小说。既是小说，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允许虚构。即可虚构，那么对《水浒》里梁山好汉是否以梁山为根据地这个问题，就毫无必要去探考，更没有必要为此打笔墨官司。既然朱周文中说"探讨《水浒》所描写的梁山泊宋江起义与历史真实的联系与差异，探讨古典文学反映生活的规律，这对于解决《水浒》研究中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乃至正确理解文史间的辨证关系，或许是有裨益的"。既是如此，那么，我也愿意对超出《水浒》本体研究范围的问题－－－－－－梁山地区是否是宋江义军理想的根据地这个问题费一些笔墨，愿与朱希江、王衍用等四位探讨，以求教正。
　　北宋末年的宋江起义，在正史、野史中是有零星记载的。比如《宋史》卷二十二《徽宗本纪》云："（宣和三年二月）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
　　《宋史》卷三百五十三《张叔夜传》云："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樱其锋。声言将至，叔夜使间者觇所向，贼径趋海濒，劫钜舟十余，载卤获。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
　　既是如此，四位山东作者的论文又是怎样来论证梁山地区或水泊梁山是宋江义军的根据地的呢？综合起来主要有如下两点：
　　第一，从地理的角度论述梁山地区的险要地形。关于这一点，王文可说是论述的再详细不过了。王文先从梁山及附近诸山的形成和概况，论述到梁山泊的形成及其概况，再从丰富的资源、险要的地形，论述到北宋时期的梁山地区是农民起义的理想根据地。故此，王文最后一节明确指出："北宋时期的梁山地区，水阔山险，地形复杂，位置重要。经济上，具有丰富的生活资料来源；军事上，进便于出击，守利于防卫，退易于转移，是一个具有战略性的军事要地，是起义农民据以同北宋王朝进行武装斗争的理想根据地。正因为梁山地区具有如此优越的地理条件，所以北宋时期借居梁山地区反抗北宋王朝腐朽统治的不计其数。《宋史》上不乏‘梁山泊多盗'，‘梁山泊素多盗'，‘梁山泊渔者习为盗'的记载。虽然没有明确记载宋江据此起义，但当时的史料却提供了‘宋江寇京东'，‘出青、齐、单、濮间'的活动区域，正是属于京东西路，又恰恰处在青、齐、单、濮州包围之中。在这一地带，再也找不出任何一个象梁山地区这样有利的活动场所。宋江之所以能以少数人坚持同北宋王朝相对抗，使‘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官军莫敢樱其锋'，若不是借助梁山地区这样一个优越的地理环境，是根本不可能的。史载宋江‘其才必过人'，应具有一定的战略眼光。总之，从北宋时期梁山地区的地理位置环境来看，我们认为宋江据此起义是可能的。"
　　但是实际情况是这样吗？北宋时期的梁山泊号称"方圆八百里"，实际上它南自今巨野县城北二十余里，北抵梁山县斑店一带，东南达嘉祥县梁宝寺附近，东北到小安山东部，西逾今之黄河二十余里，形状为南北狭长，方圆约四百余里。水泊之中，有占地3.54平方公里、海拔高为197.9米的梁山，加上附近的凤凰山、龟山、土山，占地总面积仅十余平方公里。据王文说："梁山地区的水陆交通也比较便利。向西南可沿五丈河进击北宋的都城东京；向东南可沿南清河进击单州、徐州；向东北可沿北清河进击齐州、青州；向西北可以从陆地进击北京（大名府）。"因之"宋江等人要四方进击，进退可靠，就必然在青、齐、单、濮这片广阔的战场上找一处有险可守，进退自如的根据地。那么，位居四州中心地带的梁山泊，当然是最理想的去处了。况且，在这一带可以凭险而居的也只有梁山泊一处"（朱周文）。这就很清楚地说明梁山泊是宋江义军的根据地，而梁山水泊之中可驻足又仅有梁山了。
　　梁山的地形的险要，的确有利于农民起义，但四位山东作者只看到了有利的一面，没有看到不利的另一面，而这有利的一面恰恰又产生了这不利的一面。首先是梁山泊离北宋京城汴京（即今开封）较近，既有进击之利又有被剿之弊。它既构成了对京城的威胁，又加速了朝廷对它的防范和镇压。为了京城的安全，朝廷历来对这一带地区防范甚严，其任命的知府或知州一般要由"两制以上的臣僚"担任，而且有的还由皇帝亲自遴选（见《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卷一八一）。朝廷通过这些得力的地方官控制这个地区。而这些地方官一般又兼有京东西路安抚使的头衔。为了显示自己的"才干"，他们又常以残酷镇压农民起义军来报答皇帝的恩宠。所以担任这一带的地方官大多是战绩彪炳、多谋善断之人。《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卷四二七载："蒲宗孟以郓多盗，疼诛锄之，所戮不可计。"另外如张奎"数月捕诸盗悉平"，李璋"信尝罚擒捕，盗为衰也"，刘温舒因"用心督捕"，曾受到朝廷的嘉奖。洪迈《夷坚乙志》卷六中载：宣和六年，梁山泊又掀起一次农民起义，很快就被朝廷残酷镇压下去，起义群众一次被杀就有五百余人。官军的严密防范、地方官吏的残酷镇压，就逼使宋江义军无法在此立足。其次，梁山泊水陆纵横，相互为用，既然"军事上，进便于出击，守利于防卫，退易于转移，是一个具有战略性的军事要地"，那么这个"战略性的军事要地"也就必然为官军所用。因为这些军事上的有利之处，也可以说是官军在军事上的有利之处。"梁山泊多盗"这是历史真实，而累次起义都迅速被镇压下去这也是事实，这就充分说明：梁山泊不是义军理想的依托。如果说梁山泊是理想的根据地的话，史实上的宋江起义就没有必要到处转移。再说梁山泊沟通黄河、运河，是北宋重要的交通要道，正因为交通方便，就造成易攻难守之势。四位山东作者说梁山泊水势浩大，情况复杂，官兵一般不敢进入，而且又可借助险要的梁山负隅抵抗，但是请不要忘记宋代的造船业是相当发达的。《水浒》里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船只，特别是高太尉讨伐梁山时，请叶春设计建造的大海鳅及小海鳅战船，每只只能容百人至树百人，外用竹疤遮护，既可避箭火，又可在船面树立弩机，官并凭借这些战船在泊中就可畅通无阻，更何况北宋时还专门设立了制造火药的火药局，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运载武器－－－－－－火箭。《水浒》中也有这方面的记述：轰天雷凌振打梁山时就用了三种火炮：风火炮、金轮炮及子母炮。吴用以为"我山寨四面都是水泊，港汊甚多。宛子城离水又远。总有飞天火炮，如何能够打的到城边。"谁知凌振只放了三炮，"两个打到水里，一个直打到鸭嘴滩边小寨上"，使"众头领尽皆失色"，可见其射程之远。从书中"天崩地陷，山倒石裂"八字看，其杀伤力之大可想而知。据王文提供的资料：梁山寨仅只是个197.9米高，占地仅3.54平方公里的矮小孤山，朝廷官军利用其巨大战船及其火炮攻击，宋江义军在梁山之上是难以藏身的。再次是，地形险要之处往往是兵家必争之地，它就难以成为某一方面的根据地，加上交通一便利，作为起义军的根据地就难上加难。从古今事实看，某一地区要成为起义军的根据地，先决条件是交通一定闭塞，是敌方守备的薄弱环节。江西井冈山根据地如此，陕北延安根据地亦如此。而梁山泊正恰恰是北宋王朝防范的重点地区，交通又极为便利，我认为它是绝对不可能成为宋江义军的根据地的。
　　第二，从历史的角度进行论证。关于这一点，在朱周文的第二部分述之备矣。朱周文在这一部分，以先立论，后驳论的论证方法来确立自己的观点的。在立论部分，朱周文首先提出"已为人们发现的明确记载宋江起义曾驻扎梁山泊的材料"，即元初陈泰《所安遗集补遗》中的一段记述为依据，然后用推理的形式，从三个方面推导出结论。尽管如此，我认为这个"理"，还是推不出来。我们不妨看看朱周文认为"已为人们发现的明确记载宋江起义曾驻扎梁山泊的材料"。材料曰："余童卯时，闻长老言宋江事，未究其详，至治癸亥秋九月十六日，舟过梁山泊，遥见一峰，嵽嵲雄跨。问之篙师，曰：‘此安山也。昔宋江议事处......'。宋之为人，勇悍狂侠，其党如宋江者三十六人，至今山下有分赃台......"。请注意文中的"闻"字，闻者，听说也，听说之事怎能信以为真呢？"此安山也。昔宋江□事处......"也是闻"篙师"所言。篙师者，船工也。"篙师渔夫世代生活与此"，但其所言又怎能替代史料呢？如果按朱周文的见解，"流传于他们之中的故事是可信的"，那么，今阳谷县城东南三十五华里的景阳岗，立有"武松打虎处"碑，阳谷县十字街首有"狮子楼"，我们就能确认真有武松打虎、斗杀西门庆这样的故事是历史事实了？！梁山义军中就真有武松其人了？！现在梁山黑风口塑起了李逵像，我们是否可以认为李逵是梁山义军将领之一？中国类似的民间传说很多，后人为了纪念它，往往喜欢假事真做，如果我们把这些都当成了可信的材料，那就无所谓历史，更不用考证了。再说陈泰生活的年代虽距宋江起义仅百余年，但陈泰毕竟是词曲家而不是历史学家，他所著的《所安遗集补遗》是文艺作品，而不是史书。何以见得呢？朱周文在引用这段"可信"的"材料"时，省略了两段文字：一是朱周文引文前省略号文字为："绝湖为池，阔九十里，皆蕖荷菱芡，相传以为宋妻所植"；二是"始予过此，荷花弥望，今无复存者，惟残香相送耳。因记王荆公诗云：‘三十六陂春水，白首想见江南'。味其词，作《江南曲》，以叙游历，且以慰宋妻植荷之意云。"很清楚，朱周文中引用的这段文字，本是陈泰为其《江南曲》所写的序言。作《江南曲》只不过是因过梁山，闻篙师所言，味王荆公诗，而叙游历所作，这怎能算是"明确记载宋江起义曾驻扎梁山泊的材料"呢？更何况篙师自己还错把距梁山十余里的"小安山"当成梁山。再说朱周文在驳论部分明确指出："我们决不应把作为当时说话人底本的《宣和遗事》当作史书对待"，因为"这是属于文艺作品，属于‘文'而不属于‘史'的范畴的东西。"这个说法我认为是对的。既是如此，陈泰的《所安遗集补遗》也是属于"文"而不属于"史"的东西，何况陈泰在文中很慎重的用了"相传"两字，籍以说明此为不属于"史"的范畴。朱周文又为何当"史"来看待，这不是前后自相矛盾吗？
　　朱周文的这个立论观点站不住脚，其他三个方面也就无理可推了。朱周文说："宋江起义前和起义后均有人在此安营落草"。这并不能说明宋江就在梁山起义，并以此为根据地。当然我们也不排斥宋江可能在此起义或义军到过梁山。朱周文说："宋代的不少文献曾明确说明宋江等人活动与山东梁山水泊周围。"宋代的不少文献的确是说明宋江等人活动在山东梁山水泊周围，但没有"明确说明"宋江等人活动在梁山。再说梁山周围地域如此之大，如果说其活动过的地方都可称为宋江义军根据地的话，那就无所谓要根据地了。再次是宋江在梁山水泊周围活动的时间并不长，在这不长的时间内，又"出青、齐、单、濮"，"剽掠山东一路"，又怎能说其有根据地呢？"从宣和年间北宋官吏的调动也很能说明问题"，这是朱周文的第三个推论。朱周文在引用了《宋史
　　朱周文在驳论部分的有些理由也是不能令人同意的。比如朱周文说："有人以《宋史》没有明确记载而否定宋江起义在梁山泊，这也是站不住脚的。"我认为完全站的住脚。我们论证历史事实是绝对离不开史料的，不以史料为依据，就犹如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就无法论证。"《宋史》中没有专门记载过宋江等人的活动"（朱周文），这是事实。如有这方面的专门记载，我们今天也就无须商讨了。但是我们可以从《侯蒙传》、《张树夜传》和《徽宗本纪》及其他史料中，还是可以间接找到宋江起义大概的轮廓：宋江起义，自始至终没有建立名号；而其战略方针是流动作战，不曾建立根据地，也不曾有过较为固定的临时战略驻地，随战事情况而四处奔走，故而被官军污蔑为某一地区的"盗""贼"。宣和元年，活跃在京东西路，先被称为"河北贼"（《王师心墓志铭》），后又称为"京东贼"（《王登墓志铭》），"山东盗"（《皇宋十朝纲要》），宣和二年又向东流动到京东东路，《青溪寇轨》、《泊宅编》中又称其为"京东盗"。由于宋江等人用游击战术，对付强大却又十分分散的官军，取得了节节胜利，造成"官军数万无敢抗者"这样的影响，朝廷于是派曾孝蕴镇压，逼使宋江义军向沂州运动，又遭到沂州知州蒋园的围剿，宣和三年初，宋江义军又从沂州转向淮阳军（今江苏邳县北），又被称为"淮南盗"（《宋史》、《京都事略》），后来又向东挺进沐阳，又遭县尉王师心的阻击，最后在海州为张叔夜所擒。从以上大概轮廓看，宋江义军经常转移，这就充分说明他们没有能够建立一个巩固的根据地，如象朱周文所言，梁山泊"可以凭险而居"，那又何必要经常转移呢？《宋史》等史料，没有一处提到宋江义军占据梁山泊，我认为这就是铁证。
　　又如，朱周文在批驳有人断言宋江起义发生在太行山时，一方面指责说："我们决不应把作为当时说话人底本的《宣和遗事》当作史书对待"，另一方面自己又吧元人陆友《提宋江三十六人画赞》写的内容当成史料，说成是"明确记载宋江起事在梁山泊的材料"；一方面说"史料上有宋江等占据梁山泊的确凿记载"；另一方面又不能举出"确凿记载"，虽举了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一句，又把原文"政和中，剧贼宋江结寨于此"改为"宋政和中，宋江结寨于梁山泊"。清人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的确是较有权威的历史考证专著，然而对宋江结寨梁山泊，前人史料中找不出依据，顾祖禹写下这句，又不做注释，不能不使人生疑。
　　朱周文还化了好大力气，列表说明历史人物活动抵御情况。我以为余嘉锡、王利器二位老先生的这些考证，主要是说明《水浒》"作者以卓越的才能，把自己直接或间接得到的真人真事，通过合理加工，压缩到宣和三几年间，突出地刻画了若干个别的形象，更成功地描绘了若干个别形象的性格，通过这些典型人物，去歌颂和发扬人民丰富的斗争生活经验，反映现实的社会意识和历史趋向"的（王利器先生《"水浒"的真人真事》）。而不是用来证实宋江起事在何处的。再说就是从朱周文中列举的历史人物及其活动范围来看，也无法统一到梁山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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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水浒（六）：一个不戴头巾的男子汉--试论潘金莲


　　潘金莲是在《水浒》第二十四回出场的。出场前，作者对她的经历有段简单介绍："那清河县里，有一个大户人家，有个使女，娘家姓潘，小名唤做金莲；年方二十馀岁，颇有些颜色。因为那个大户要缠他，这女使只是去告主人婆，意下不肯依从。那个大户以此记恨於心，却倒陪些房奁，不要武大一文钱，白白地嫁与他。自从武大娶得那妇人之后，清河县里有几个奸诈的浮浪子弟们，却来他家里薅恼。原来这妇人见武大身材短矮，人物猥琐，不会风流；他倒无般不好，为头的爱偷汉子。"从这段文字看，我们至少可以了解到，潘金莲是个贫苦人家的女儿，年轻美貌，具有反抗精神，深受主人迫害，在浮浪子弟勾引下，逐渐变得爱偷汉子。除此外，作者也赞扬她："这婆娘倒诸般好。"事实也是如此，潘金莲是具备有贫苦人家妇女的一切优点。在清河县，武大被一班奸诈的浪荡子弟薅恼得不安，搬到阳谷县，
　　她顺从夫意跟来了，而且在阳谷县她比较安分守己，可见她在清河县是被那些浪荡子弟薅恼﹑勾引的不安的情况下才偷人的；武大兄弟相会后，武大在武松面前从未说过她一句坏话，就连在清河县里住不牢被迫搬家，他也是把罪责推到那班浪荡子弟身上，毫无抱怨潘金莲之意，就连郓哥告诉他潘金莲与西门庆的事，他也是不信"真有这等事"？这就说明，婚后潘金莲对他还是较好，并没有水火不相容﹑无法过日子的迹象，武大对潘金莲还是比较信任﹑满意；捉奸被西门庆踢伤后，老婆偷人被证实，又明知老婆挑唆奸夫踢伤自己，自己伤后又"求生不生，求死不死"，就是这种情况下，武大还能原谅她，说出"你救得我活无事了，一笔都勾，并不记怀。武二家来，亦不提起"这样的话来，当然这里一方面揭示出武大善良懦弱的本性，另一方面也说明武大对潘金莲的爱恋之情，这爱恋之情是平日生活较和睦的结晶，潘金莲假意拿药归来，武大还以"生受大嫂"表示谢意，这一切都说明，武大对潘金莲是很满意的。武大怎能对她不满意呢？她能干，料理得好家务，做得一手好针线活儿；她顺从，武松赴东京前叮嘱武大迟出早归，归来放帘闭门，免生是非口舌，武大照办了，虽说她为此骂了武大三四日，但并未违抗，几日过后，她还主动照武大样做；她老实又通情达理，从王婆家吃酒归来被武大发现后，她不隐瞒，如实向武大说明情况，武大告诉她，远亲不如近邻，不要失了人情，应买些酒食回礼，不要白食人家的，她照办了。这些都是她的优点。
　　另外，还有一点值得多说几句的是，潘金莲还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这种反抗精神，在《水浒》妇女中是少有的。武松赴东京前，有几句话是专门说给潘金莲听的，武松是话中有话，潘金莲知道弦外有音，故"一点红从耳边起，紫涨了面皮"，说明她还知羞。但她并不示弱，针锋相对回复了武松：我是一个不戴头巾男子汉，叮叮当当响的婆娘！拳头上立得人，胳膊上走得马，人面上行得人！不是那等搠不出的鳖老婆！自从嫁了武大，真个蝼蚁也不敢入屋里来！有甚麽篱笆不牢，犬儿钻得入来？你胡言乱语，一句句都要下落！丢下砖头瓦儿，一个个要着地！"这几句话，说得虽有点言过其实，但基本反映了潘金莲强烈的反抗性格。而这种强烈的反抗性格，是与忘恩负义﹑偷人通夫的阎婆惜、出身豪门，又有俊夫的卢俊义妻贾氏之类"淫妇"无法与之相比，就是作为梁山好汉的扈三娘也远远不及。潘金莲是个贫苦人家出生的使女，无依无靠，无权无势，主人家要缠她，她坚决不肯依从，用禀告主人婆来揭露主人的无耻，以示反抗。潘金莲的这种反抗精神，还表现在对待武松的态度上。武松作为一条硬汉，使许多人害怕。西门庆上与官府勾结，下与人放刀把滥，"满县人都饶让他些过"，又"使得些好拳脚"，可谓是阳谷一霸。当他听说武松是武大的亲兄弟时，心里却似提在冰窑里，连声叫苦，毫无主见，慌了手脚，而潘金莲面对武松的警告，却敢大发雷霆，与之争辩，指桑骂槐，以骂武大来骂武松，表示自己对武松极大的不满。
　　爱偷汉子，从封建伦理道德的角度上看是错误的，是不能允许的。但是，对潘金莲爱偷汉子，我们不能按常规而论，有她的特殊性。我认为，潘金莲爱偷汉子，是她对封建道德﹑封建礼教迫害的报复，是她对生活折磨的反抗，也是她强烈的反抗精神的一种具体的表现。她做使女时，并不是一个淫妇，也没有偷汉子的毛病。主人的勾引，她完全可以就范，象阎婆惜﹑金翠莲那样去享受"外宅"的富贵。但是她不甘心受人蹂躏，不屈从于主子的淫威，表明她有见识﹑有志气﹑有个性的追求。然而，她对封建社会必然缺乏认识，她以为禀告主人婆，揭露主人的无耻行径，就可以自身解脱。谁料主人婆并未因此欣赏她。在封建社会，男子是可以娶妻纳妾的。主人婆怕主人纳了潘金莲，自己遭受冷落，对丈夫
　　的恼怒就不能不转嫁给潘金莲，主人就更是怀恨在心，更加残酷﹑毒辣地迫害潘金莲，倒赔了房奁，不要武大一文钱，白白地嫁给这个"身不满五尺，面目丑陋，头脑可笑"，被人称为"三寸丁谷树皮"的武大。封建时代，使女的一切是惟主人之命是从，绝对没有自由，婚姻上更无选择的权利，"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所以潘金莲只得服从，也因此给潘金莲的爱情带来了悲剧。这个不幸难道不值得同情吗！这悲剧正是清河县这大户一手造成的，但是他却置身处外，可以不负任何责任，读者对他也无过多的谴责，而对潘金莲却说三道四，进行苛求，我看也是封建的伦理残余在作怪。
　　潘金莲在武大郎那里，同样是得不到称心的爱情的，清河县那班浮浪子弟在武大门前叫喊"好一块羊肉，倒落在狗口里"这也是事实，面对事实，叫潘金莲不怒﹑不恨﹑不哭﹑不想是不可能的。潘金莲不满意这个"面目丑陋﹑头脑可笑"的
　　"三寸丁谷树皮"丈夫，心中苦闷是必然的，是可以理解的。叫她与之美满地生活在一起，是不太可能的。这怨恨，这不满本身就是反抗，是潘金莲的权利。然而她深知，她的不幸命运是人为的，是主人故意作弄﹑坑害，作为一个具有强烈反抗精神的女性，她能任其自然，俯首任人摆布吗？不能。她要抗争。公开反对封建礼教，她还没那么高的觉悟，与主人硬斗，她还没那个能力，她只能以性解放为手段，企求比较满意的爱情，来反抗封建道德，来与主人的迫害斗争。可惜的是她分不清反抗的对象﹙她也不可能分清反抗的对象﹚，嫁给武大后，对武大这样本份﹑善良﹑
　　弱的人，她同情得少，认为嫁给他，是自己"晦气"﹙但是也决不会是幸福，也不可能有幸福﹚。为了嫁给像武松这等汉子，不枉为人一世，她不分好歹，不分对象，不考虑后果，把武大也当作反抗对象，为追求"幸福的爱情"她不顾一切，正因此，她易于为人引诱，上当受害，造成悲剧的结局。
　　潘金莲不满于命运的安排，企求比较满意的爱情，以性解放来反抗封建道德是应赞许的。但是她那轻率﹑狠毒的做法，又要受到鞭挞。她不顾公认的伦理道德，初见武松，便诅咒自己的丈夫"三分象人，七分似鬼"，认为嫁的象武松这样一个"也不枉为人一世！"想想倒也罢了，她偏偏要动心，认为"这段姻缘在却在这里"。接着轻率地作出勾引决定，精心的安排起来：以亲兄弟情份为由，以免得别人笑话为理，名正言顺地诓武松搬来家住；以关怀拉拢，步步进逼，以致雪天挑逗，结果碰了武松一个硬钉子。虽说她当时也羞红了脸，但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相反地作出了第二个轻率举动，倒打一耙。武松搬出后，她并未死心，十数日以后，是武松拿了酒肉来辞行，她还余情不断，想继续勾引武松，这种轻率之举，是为世人所不容的。
　　杀夫是潘金莲不可宽恕的罪过，是她成为千古罪人，为读者﹑论者所憎恨的原因所在。对这个问题，我认为也要作具体地分析，看看她是怎样犯罪的？她要承担的罪责有多少？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全面认识﹑评价潘金莲这个"淫妇"。潘金莲与西门庆相识，是在潘金莲放帘失手打了西门庆之后，当时初见西门庆这一表人材，潘金莲并没有产生初见武松时的那种心情，更无设计勾引之念头。只是陪了不是以后，"收了帘子叉竿归去，掩上大门，等武大归来"，连想想西门庆的行为都没有，而西门庆是一见她便嬉皮笑脸﹑油腔滑调，一双贼眼"在这妇人身上，也回了七八遍头"。如果说潘金莲本性是坏的，很放肆的话，这里便可以与西门庆一见钟情一触即合，何必还要借用王婆出面﹑费那么多手脚呢？正因为潘金莲毫不动情，西门庆才死叮住不放，整天泡在潘金莲门口，等候相见，多次向王婆打听。如果潘金莲陪不是后，西门庆也就此了结，不步步紧逼，杀夫之事也就不复存在。王婆与西门庆，一个要钱，一个贪色，很快拍板成交。于是他们
　　勾结在一起，暗地里精心设计圈套，迫使潘金莲落入陷井，难以自拔。而这一切，潘金莲事先是不知晓的。潘金莲同意为王婆缝衣，起初她是考虑了武松临行前的叮嘱的，故此她提出"将过来做不得"，待王婆按计行事，找出借口后，逼使她背违武松叮嘱，乐于到王婆家缝衣，不是为了去偷汉子，而是心地善良，替人着想，处理好邻里关系。这点武大也是赞同的。吃酒时，王婆与西门庆狼狈为奸，一唱一和，挑逗引诱，潘金莲并未搭腔，还是处于被动状态。当然潘金莲必竟"爱偷汉子"，面对西门庆这样的人，她不动心，也是不可能的。但是这里有主次之分，主动被动之别，王婆西门庆是有意害人者，潘金莲是受害者。与西门庆勾搭上后，天天与西门庆厮混，乃王婆所逼。王婆现场"捉奸"后，她就是以"你从今日为始，瞒着武大，每日不要失约负了大官人，我便罢休；若是一日不来，我便对你武大说"要挟潘金莲的，当然，这里也有她甘心情愿的一面。因为西门庆此时对潘金莲还不错，潘金莲也认为西门庆中意。以后如何打算，鬼迷心窍，此时此刻不会过多考虑，潘金莲也不可能考虑，但此时潘金莲对武大并未生异心，更没有厌弃﹑陷害之意。虽说天天约会，一还是瞒着武大偷偷干的，二是放帘，闭门等规矩，她还是恪守。武大捉奸，她也慌做一团，至于唆使西门庆踢伤武大郎，的确是她狠毒之处。最后药杀武大郎，计乃王婆所出，药乃西门庆所供，如何鸩杀？方法乃王婆所教，下毒前后，她多次表示自己手软，狠中还有片刻犹豫。她一步步走向犯罪完完全全是王婆﹑西门庆所逼致。如果没有西门庆无耻的勾引，没有王婆做就圈套，她是决不会同谋杀人，也决不可能造成最后被杀的悲剧结局。
　　再说潘金莲必竟是个贫苦人家出身的弱女子，虽说她具有反抗精神，但在王婆﹑西门庆这样的邪恶势力面前，她是软弱无力的。西门庆为非作歹，独霸一方，连老于世故的团头何九叔都害怕，认为"惹了西门庆，却不是去撩剔蝎"，所以在处理武大遗体问题上，处处提防他一手。而奸猾刁钻的王婆呢，更是手段毒辣，她善与察言观色，善于推测人们的心理，为了追求小利，不惜害人害已，连西门庆都被她算究，潘金莲就更不是她的对手了。他们正是利用潘金莲利于诱惑的弱点，使之成为罪人。从根本上来讲，武大之死，并不是死于潘金莲之手，而是死于西门庆﹑王婆这班邪恶势力的迫害，真正的害人者﹑杀人者是他们，而不是潘金莲。潘金莲的性命也是被他们断送的。从这个角度上看，潘金莲的坠落﹑杀人﹑被杀，既应受鞭挞，又值得同情；既是罪人，又是可怜的人。
　　《水浒》的作者为什么一定要把一个出身下层的潘金莲写得一步步往死路上走呢？我想原因有两个：一是情节发展的需要，是为了武松杀嫂犯罪上梁山作准备；二是作者腐朽的封建观念在作怪。《水浒》作者们对妇女是轻视的，他们把妇女当作"祸害水"，不少英雄犯罪都因妇女而起。"不近女色"被当作是梁山好汉的美德。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有几个有老婆，大多是单身一人。宋江虽说讨了阎婆惜为"外宅"，但"只爱学枪棒，于女色上不十分要紧"。在清风山听说矮脚虎王英抢了一个妇女到山后房里，便对燕顺等说："原来王英兄弟，要贪女色，不是好汉的勾当。"公开借宋江之口宣传"禁欲主义"。在作者的笔下，妇女都是有毛病的：梁山上的三女将，不是温顺过头，就是丑化过分，不是外貌丑陋，就是性格凶残，其他妇女，如林冲娘子张氏，作者虽热情赞颂，又"节女贞妇"味重。潘金莲﹑潘巧云等等弱女子，试想冲破封建礼教的弥天罗网，向往美满幸福的爱情，作者又把她们写成"淫妇"而后至于死地，不得好终。特别是潘巧云只因得罪了石秀，最后硬是被石秀怂恿杨雄割腹碎尸，残忍以极。潘金莲最后也是被割胸断头而惨死。这一切说明：《水浒》作者的世界观，表现在妇女问题上是落后的封建的，是根据男尊女卑﹑三纲五常的封建礼教来处理的。潘金莲为人所否定，也正是《水浒》作者定下的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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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水浒（七）：武松性格试议


　　从武大买炊饼可知，武松大概出身于城市贫民，略有文化，并无职业，是一个凭一身本事飘泊江湖的无业游民。也正因此，既有江湖侠士的"义气"：秉性刚烈、机智沉着、好打不平；有有城市贫民的"恶习"：个人意识强、私人恩怨观念重、又甘当顺民。武松的生活道路、性格的转变，是以上二龙山落草为寇为分界线的。上二龙山落草之前，虽然演出了景阳岗打虎、斗杀西门庆﹑醉打蒋门神﹑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等一幕幕英雄赞歌，但仍然掩盖不了他那城市贫民的恶习，而这些恶习又支配着整个前期的性格。景阳岗打虎为民除了一大害，可说是侠士行为的反映。但这并不是主动的为民除害，而是因怕"你留我在家里歇，莫不半夜三更，要谋我财，害我性命"和怕"我回去时须吃他耻笑不是好汉"所驱使。打虎之后，颇的阳谷知县的赏识，县太爷有心抬举他，提出："虽你原是清河县人氏，与我这阳谷县只在咫尺。我今日就参你在本县做个都头，如何？"武松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恩赐，受宠若惊，毫不思索，忙跪谢说："若蒙恩相抬举，小人终身受赐。"这一跪一谢，就反映出这位英雄也存在着与宋江一样的"荫子封妻，光宗耀祖"的封建正统思想。做了步兵都头，他结束了寄人篱下，受人冷遇的生活，为此心里也很得意："我本要回清河县去看望哥哥，谁想到来了阳谷县都头。"行动上，他以知恩报恩的态度，忠心耿耿地统治阶级效劳，因此"上官见爱，乡里闻名"＆＃8
　　他从东京归来后，发现其兄武大郎已死，他从潘金莲的答话中理出了调查的线索，于是顺藤摸瓜，从何九叔那里取得了物证，从郓哥口里问明了奸情，得知武大郎确系恶霸西门庆和潘金莲所害。按照他那嫉恶如仇的侠士性格，这杀兄之仇岂能慢慢来。但他却一反常态，循规蹈矩地按照封建法律办事。他满以为人证物证俱在，自己又得县太爷赏识，到县里告状，一定可以伸冤雪恨。谁知县官及衙役们都接受了西门庆的贿赂，狼狈为奸，告状不准，反要他休听外人挑拨，"不可一时造次"，还斥责武松"不省得法度，"说什么"但凡人命之事，需要尸﹑伤﹑病﹑物﹑踪五件事全，方可推问得。"这明明是贪官污吏贪赃枉法，可是武松还认识不清。既然官府不问，他就想凭借自己的力量，按自己的办法来为哥哥复仇，借此来获得封建官府的同情和支持。所以他杀死了潘金莲及西门庆，居然提着两颗人头到衙门投案自首。这投案自首的行动，一方面反映了他敢作敢为，不愿连累他人的"侠士"性格，同时也表现出他遵循封建道德，尊重封建法律秩序，又甘当顺民的性格。最后他被脊杖四十，刺配孟州，他还认为"与哥哥报仇雪恨，犯罪正当其理，虽死而不怨"，对官府与豪强勾结毫无抱怨之意。
　　刺配孟州之后，牢中的十多个囚犯出于好心，向他诉说了管营﹑差拔们的狠毒，他们对发配来的囚犯，如无人情相送，稍有不逊，便拉进土牢里用"盆吊"﹑"土布袋"等办法害人致死，自己又亲眼目睹一批囚犯，六月炎天在日头里担水﹑劈柴﹑做杂工受罚之事。身为都头的武松对管营﹑差拔们都是些残忍的酷吏，应是知道的。为了酬报施恩父子免打一百杀威棒及优礼款待之恩，他那知恩必报的所谓江湖义气又在做崇。他看人不分阶级，视事不究是非，被施恩父子利用，还乐意充当他们的打手，深怕施恩父子信不过，又以举天王堂前石墩来卖弄自己的武艺。当施恩装模作样，好像有口难言时，武松反而迫不及待训斥施恩，又是赌咒发誓："你要教人干事，不要这等儿女相！恁地不是干事的人了！便是一刀一割的勾当，武松也替你去干！若是有些谄佞的，非为人也！"就是这样，施恩父子还不放心，最后以与武松结拜兄弟，彻底完成了对武松的收买。而武松面对施恩父子对他的吹捧已昏昏然，与施恩结拜兄弟，更使他喜欢得大醉而回。报恩！报恩！武松再也按纳不住这种想法了，"巴不得天明"就去打蒋门神。终于为施恩父子夺回了快活林，帮施恩父子重霸了孟州道。为此武松也很得意，还说自己"从来只要打天下这等不明道德的人"。其实这不明道德的人，蒋门神虽是，施恩父子亦不例外。蒋门神与施恩父子之间的斗争实质上是强豪与酷吏间的斗争，他们是一路货色，武松并未认识这一点。如果蒋门神也能像施恩父子那样待武松，武松未必会打蒋门神了。武松敢打"倚势豪强"的蒋门神，有一定的侠士气概，但他那被人利用，充当打手反不觉悟，引以自豪，也实在可悲。打了蒋门神，也正是暴露了武松的弱点：武松这样的人，在横暴无理的恶势力面前，不愧是敢于两助插刀﹑不胃生死的英雄；但在花言巧语，优待﹑赞许和抬举之时，他那个人恩怨﹑甘当顺民的飘飘然情绪，往往使他上当受骗，被人利用，充当
　　子手们的帮凶。蒋门神被打了，但是这场斗争并未结束。蒋门神的后台张团练不出面，张都监却出马请武松。初次见面，又是夸武松"大丈夫，男子汉，英雄无敌，敢与人同死同生"，又是要武松"做亲随贴已人"，又是与武松"彻里彻外做秋衣"。张都监的这些小恩小惠，又蒙住了武松的眼睛。武松的官瘾又上来了，报恩思想又发作了。自从跟随了张都监，他是"寸步不离，又没工夫去快活林与施恩说话"。可见，为了死心塌地为张都监效力，他连朋友都不顾了。中秋节张都监家"闹贼，我如何不去救获。"因此，提起哨棒献忠心，结果中计被擒，直到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后，他才知道自己又上当了。
　　有人说"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是武松性格的飞跃，真正表现了他对封建统治阶级的仇恨，以及对封建道德和封建法律的蔑视。我认为，"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与杀嫂﹑斗杀西门庆的性质相同，完全是为了复仇。正如他逃出孟州所言："这口鸟气，今日方才出得松
　　"，是他"从来只要打天下这等不明道德的人"的侠义行为的反映。如果没有这一点，他就不能成为受人喜爱的英雄。在鸳鸯楼白粉墙上，
　　血写下"杀人者大虎武松也"八个字，与斗杀西门庆后投案自首一样，反映了他那敢作敢为，不愿连累他人的品格，不同的是，他不再投案自首了。他很清楚知道，这意味着自取灭亡，于是只好亡命江湖。后来在张青的劝导下，他已决心投奔二龙山落草，似乎他已经清醒，有了对封建统治阶级的自觉的仇恨，可是在孔家庄遇见宋江后，宋江要他同投清风寨花荣时，却是武松在《水浒》里第一个提出"异日不死，受了招安，那时却来寻访哥哥未迟"，这又作何解释呢？武松此时还有心归顺朝廷，可见其并未觉悟，对封建统治者还寄予幻想，还想当顺民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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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水浒（八）：武松的哨棒


　　这回书题是"景阳冈武松打虎"，作者这样让哨棒反复出现，一时一刻都没有忘记这根棒，就给读者造成了一种错觉，以为武松是靠这根棒来打猛虎的。结果在景阳冈遇虎，当吊睛白额猛虎扑来，要让这条棒发挥作用时，慌忙之中，又将棒打在枯树上，虎未打着，棒反折断。作者反复写棒，至此看来多余，其实不然。十八次写棒，各有妙用，产生三种不同的艺术效果。前十三次写棒，正视为了突出这根棒，要读者注意这根棒。特别是上了景阳冈，看到官府榜文，武松这根棒还拿在手中，武松有了打虎的武器，读者就更为放心。遇虎时"拿棒在手"，"抡棒打虎"，"棒折两截"，三次写棒，正好是使有用之棒变无用之棒，使读者的放心转变成瞠目、禁口、为之担心。最后两次写棒是在打死猛虎之后，这是棒的余波，读者又由担心转为宽心。综观打虎的全过程，这根哨棒一折、一丢、一拾三个动作，使文章产生了腾挪跌宕，婉转曲折的艺术效果。这一折、一丢正显出武松徒手打虎的异样神威来，武松在江湖上也由此闻名，使人折服。
　　有人可能会说武松徒手打虎，的确英雄。武松这条好汉，使用的棒为何一打就折呢？原因有二：
　　一是如书上所云：武松见虎扑来，尽平生气力，将棒从半空中劈下来，打急了，打在枯树上折断，说明当时心慌，这也是事实，武松是人不是神，面对这来势汹汹的猛虎，他不可能没有慌张之情，武松见到猛虎，首先是惊叫一声，"酒都作冷汗出了"，一会"闪在大虫背后"，接着"躲在一边"、"闪在一边"。这"闪"、"躲"正是武松惊慌时毫无对策的表现，手中之哨棒也完全变成了摆设，好不容易抓住机会"双手轮起哨棒，尽平生气力，只一棒，从半空劈将下来"，结果是顾虎不顾树，打折棒也在理。
　　二是哨棒打虎根本就无济于事。哨棒顾名思义，一头实心，一头空心，可以吹出声音。一可用来挑小包袱，二可使当拐杖，三是吹出声音惊吓豺狼。这么根空心棒，碰着枯树，那树连枝带叶都打落，这棒别说是一头空的，就是全是实心的，也难有不断之理。这根棒断也有断的好处，不断它也打不死老虎，即使用哨棒打死了老虎，也显不出武松的英雄本色。武松之所以英雄了得，传诵千古，正是因为他不借用任何武器，凭赤手空拳打死一只吊睛白额猛虎，"哨棒折了，方显出徒手打虎异样神威来"（金圣叹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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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水浒（九）：武大、烧饼又其他


　　武大郎的故事集中在《水浒传》第二十四回至第二十六回里。这三回书里写了他遇弟、捉奸、被害三件事。叫什么名字，书中从未交代。武大郎有没有名字呢？有。电视连续剧《武松》里，他死后的灵牌上就写着叫"武植"，可惜仅短短的一个镜头，又一晃而过，未能引起观众注意。武植这个名字从何而来呢？他来处有二：一是我国另一部古典小说《金瓶梅》，书中就明与他叫"武植"，另一来自武大的故乡，河北清河县。手中正好有一张一九八九年十一期《湖北青年》的剪报，说了武大的身世。虽然离谱，不妙照抄一段，以娱读者。剪报上云：大郎武植系清河县武家那村人。据传，他自幼崇文尚武，人力超群，因而，少年得志中了进士，在山东阳谷做了知县。曾资助过武大郎的一位同窗好友因怀才不遇，家境日渐贫寒。于是，千里迢迢来投武大郎欲谋一官半职，摆脱困境。开始，他受到盛情款待，可过了半年也没听其提及做官之事，他便认为"武大郎真乃忘恩负义之辈，"一气之下，不辞而别。在回家路上，他编写了许多谩骂讽刺武大郎的小故事、歇后语，见村贴村，逢店贴店，于是乎，沿途传遍了有关武大郎的粗俗之词。谁知，待他回到家中，武大郎早已托人送来了银钱，帮他修房盖屋，置买良田。这时，他才发现武大郎决非知恩不报，而是不搞以权谋私。他发疯似地返回原路去撕自己贴的纸条。但是，悔之晚矣。这些东西就象泼出去的水，再也收不回来。加上一些文人墨客借题发挥，因而一传再传。这毕竟是传话，不足为据。武大名武植可供参考。
　　在《水浒传》中武大郎是个卖炊饼的。炊饼如何做，书中没有交待，但从武松出差前对哥哥的叮嘱，我们可知一二，哥哥"假如你每日卖十扇笼炊饼，你从明日为始！只做五扇笼出去卖。"这炊饼是用笼屉蒸出来的，所以又叫"蒸饼"、"笼饼"。饼乃古代面食的通称，炊饼既是蒸制而成的面食，就可能是类似今日的馒头、发糕之类食品。据宋人顾文荐《负喧杂录》中考证：炊饼因蒸制而成，宋叫蒸饼，即今之馒头。到宋仁宗时，因宋仁宗叫赵祯，这"祯"与"蒸"谐音，为了避讳，宋人就把"蒸饼"改叫"炊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