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矿业公司的非洲生存

max · 发表于 2012-2-7 01:49

记者：严海蓉 Barry Sautman

近日，国际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 )发布的一份劳工报告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报告指中国有色矿业集团（CNMC，简称“中色”）下属的4个矿业公司在赞比亚虐待当地劳工，与其他5家外国投资者相比，中色被形容为“坏雇主”，拥有“产业中最差的劳工安全保护、薪资与工会组织权”。

过去的10多年里，随着中国在非洲大陆的投资越来越多，中国投资者也开始被西方学者、媒体和非政府组织密集关注，而在各类研究报告和媒体报道中，与中色的遭遇类似，中国人多被定义为“坏雇主”，中国投资者的形象越来越不堪，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关于中国人的偏见

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是赞比亚外资矿主中的一个较小矿主。1990年代后期，赞比亚政府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胁迫下，开启了私有化进程，在民选上台的奇卢巴总统当政时，赞比亚有280家国有企业(占赞比亚经济的85%)被私有化。65%的国有企业卖给了赞比亚的个人，29%则卖给了外国公司，其中英国公司得益最多，最后有6%的企业关门。伴随私有化的是一系列的经济自由化政策。在私有化和自由化的条件下，赞比亚矿业工人遭遇了就业不稳定、劳动条件的恶化和原有劳动福利的丧失。

1997~2000年期间，赞比亚原来的国有铜矿被肢解成7块，先后卖给了外国公司。正是在这样的情境下中色作为中国较早走出去的企业来到了赞比亚。中色于1998年购进了谦比希铜矿，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又收购了卢安夏铜矿。目前中色在赞比亚有4家采选矿、冶炼公司，分别为中国有色非洲矿业（NFCA，下称中色非矿）、中色卢安夏矿业（CLM）、谦比希粗铜冶炼厂、谦比希湿法冶炼厂。中色两家铜矿公司的铜精矿产量占赞比亚外资铜矿公司总量的4.7%，占赞比亚总量的4.2%。

不幸的是，2005年谦比西铜矿的炸药厂发生了严重爆炸事故, 造成46名赞比亚工人死亡。该炸药厂是北京矿冶研究总院 (BGRIMM)和中色非矿的合资企业，中色非矿占40%的股份。2005年起，赞比亚的反对党爱国阵线（PF）领袖迈克尔•萨塔开始以激进的反华话语作为政治竞选的平台，以煽动反华情绪争取选票。在2005~2011年期间，萨塔持续地、激烈地抨击中国和其他亚洲公司在赞比亚的投资。他在2010年对路透社记者说：“中国和其他亚洲矿业公司在赞比亚推行‘奴隶’般的劳动条件。”

赞比亚爱国阵线在首都卢萨卡和铜带省具有很大影响力，矿工们是爱国阵线主要的争取对象和支持者。从中色的部分赞方员工在劳资争议中使用的口号标语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当中不少人显然受到了爱国阵线和西方话语的影响，以种族的偏见看待劳资矛盾。

矿工们以及一般的赞比亚人的世界观里有一些种族等级观，认为英文好是有良好教育的标志，矿业是白人的优势。自殖民时代起，赞比亚矿业就被白人矿主垄断。甚至在赞比亚独立后，国有矿业的管理层仍然有部分的白人。2006年爱国阵线的另一领导人，白人农场主盖•斯科特曾说白人比印度人好，而中国人最坏。

在2008年的一次访谈中，一位早年留学英国、有多年从政经验的赞比亚企业管理者告诉我们：我们对于中国和中国人认识上的空缺为政治煽动提供了方便……来自华盛顿、伦敦和巴黎的关于中国在非洲的信息在一些认同欧美的非洲人中培育了对中国人的偏见。在赞比亚本土也有政治势力培育这种偏见，对中国铜矿公司的聚焦其实保护了其他外资矿业公司，使它们免受批评。赞比亚人对印度人和中国人有这样的偏见，好像印度人只是开商铺的，中国人对矿业完全不在行，只有白人才懂矿业。

中国公司更不安全吗？

国际人权观察的报告主要涉及了中色下属矿业公司的高死亡率、低工资、高劳动强度以及不健全的工会组织。报告发表后，赞比亚矿工工会主席奥斯威尔•穆岩贝很快对该报告作出了反应，说“工会不会把问题的责任全部推给中国公司，因为其他矿主同样有问题”。他进一步说道：我们不可能全然批判中国矿业公司。记得在全球危机的时候，与其他公司不同的是，中国人的矿没有让一个工人下岗。是的，他们有他们自己的问题，如苛待工人，不遵守劳动法，但是在这些方面，其他公司也有问题，而不仅仅是中国公司。

在安全作业方面上，最准确的比较方式应为在其他条件均等的情况下比较各铜矿的死亡人数，检验中色集团下属矿区的工人死亡率在比例上是否大大超出其他铜矿。（见上表）数据显示中色公司并没有特别高的死亡率。

在世界范围内, 赞比亚的矿难死亡率并不特别高。“国际化学能源矿产与一般工会联合会”发布了世界上最危险的60个矿业国家名单，赞比亚不在此列。与国际人权观察报告的论证相反，2001至2011年8月中旬，中色下属公司的矿难死亡人数占赞比亚外资公司的11.5% （2010年中色赞比亚矿工占赞比亚外资矿工的10.5%），并不比其他同业特别差。

其实，矿难死亡率不单和矿业公司的安全意识有关, 同时也与各矿的型态和地质结构相关。地下开采通常比露天开采有更多的矿难死亡。地下开采越深, 落石等意外发生的几率越高。中色非矿的谦比西矿区深入地底1000米。中色的卢安夏铜矿也有580米深。

赞比亚其他的、更大规模的铜矿公司不仅有地下矿井，有一些拥有露天矿井，还有一些同时拥有地下和露天作业。珐丹塔所有的KCM是赞比亚最大的矿主。2001年至2011年，KCM在Nchanga露天矿井（占55%产量）和地下矿井（占45%产量）的死亡人数之和为32人，而KCM 的Konkola地下矿井就有31人死亡。瑞士采矿及金属交易巨头Glencore所有的MCM公司是赞比亚的第二大矿主。MCM 的Nkana矿区同时拥有地下矿井及露天矿井，并在2001至2011年间造成55人死亡，而MCM的Mufilira矿区的地下矿井死亡人数为27人。

不安全的作业条件依旧是铜矿产业内普遍存在的问题。铜带省大学的John Lungu教授和牛津大学的Alastair Fraser教授在一项研究中详细阐述了此问题。研究人员和ＮＧＯ针对南非Metorex公司Chibuluma矿井（2005），KCM公司（2007）和MCM公司（2010）的案例研究也发现了存在的重大安全问题。

在我们的访谈中，赞比亚矿业安全处的矿井总监（chief inspector）对中色非矿最初5年的运营（2003~2008）做出了负面评价，他说“中色是安全条件最差的矿井，它不想做充分的井下支撑工作，并且也没有良好的通风”，然而现在，就安全条件来说，他认为“中色还不错，其安全问题不再突出了”。

包括中色在内，没有任何一家铜矿公司声称他们在赞比亚的作业没有任何健康及安全问题，而在所有这些矿井作业中，劳动安全和健康问题是急需关注的。然而，如果考察中色公司的矿工死亡率以及各矿井开采条件的差异，没有理由宣称“中国公司”在安全作业方面是最差的。这样的论断只是强化了在西方持续一个多世纪的关于中国人的种族偏见，即中国人冷酷，漠视生命。这一观念现今则传播到了非洲。

投资问题种族化

很多中国公司在非洲都落下了低薪的名声，中色也不例外。国际人权观察在报告中称“对于同样的工作，中国铜矿公司通常支付的基本工资只有他们同行对手所付的1/4”。但是中色管理层称中色非矿工人的平均基本工资是最高薪酬支付矿主KCM平均工资的一半，卢安夏工人的平均基本工资是KCM平均的80%。

在访谈中，我们与总经理王春来谈到了中色非矿低薪的名声。他说，工资水平与规模和企业年纪有关。从规模上来说，我们排第五；从劳动力成本来说，排五到六左右……中色非矿是劳动力密集型，这可以从人年均吨产量看出来。

John Lungu教授把中色的谦比西和卢安夏与赞比亚国内最大的两家外资矿业公司KCM和MCM的员工基本工资作了详细比较后评价说：“MCM及KCM是工资最高的两家公司。不过，中国公司已经做出了很大改善，虽还未在工资待遇上和西方公司保持一致，但也并没有落后太多。”

中色在赞比亚的一位高层管理者认为矿业的规模是工资的决定性因素，大公司比小公司的工资待遇好是全世界的普遍情况。“我们知道KCM的工资比我们的高。但是用KCM作标准衡量我们相当于要一个小商贩跟一个富豪比。我记得2005年KCM的利润是我们的10倍。他们工人的工资有我们工人的10倍吗？”

国际人权观察将中色公司的诸多问题视为“深刻的、长期存在的、或持续恶化的人权问题”。事实上，就中色在赞比亚铜矿行业而言，它在一些方面做得不尽人意，比如低工资；但在有些方面和同行相当，比如安全作业；也有比同业做得好的方面，比如工作保障：金融危机期间，铜矿价格猛跌，当其他公司都在裁员减产时，中色集团在赞比亚做出了名为“三不”的许诺，不降低投资，不减少产量，不解雇工人。从2012年开始，所有中色非矿和卢安夏的工人都会成为正式工，而KCM和MCM却广泛地雇用合同工。

在整个赞比亚，大多数矿工挣的是勉强可以糊口的工资，住的是公共设施和社会服务非常缺乏的社区。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状况应该得到重视和改善。但是当人们的注意力被锁定在“中国人最坏”的论调上时，在全行业范围内改善劳动条件和待遇的可能性不是增强了，而是减少了。

国际人权观察将中色在赞比亚的公司塑造成最坏的劳工虐待者，这个论调契合、加强了在赞比亚现存的种族等级观。John Lungu 和 Alastair Fraser教授, 两位赞比亚矿业问题专家，在他们2007年合著的报告中已经指出并批评了把中国投资问题种族化的倾向：在虐待劳工、忽略链接本土企业，无视环境保护方面，中色非矿通常被称为是“最坏的投资者”，比“印度人”更坏些。瑞士、英国、南非、加拿大和其他西方投资者通常被贴上“白人”的标签，尽管这些公司也有许多很差的表现，却被认为用同情的方式管理。关于这个问题的论争显然是受到了种族主义的影响。

当中国日益在全球范围内展示存在的时候，到底是什么力量让中国变成了“最坏的投资者”？这个问题已经到了中国人必须思考并加以改善的时候了。（严海蓉 Barry Sautman 作者分别为香港理工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本文来源：南风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