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村,我的山》,摩罗著,东方出版社2011年2月版,24.80元。
贫寒子弟苦心孤诣追求上进,其最终目的就是要摆脱命运先天赋予他的劣势身份,一旦成功实现华丽转身,在价值观和审美趣味等方面就要和所谓的“上层”趋同,否则就会受到这一层次的排斥。另外,为了保持对这一层次稳固的身份认同,就必须体现自己的根正苗红,对不利于此的一切过往,千方百计地予以遮掩。
摩罗不但不避讳自己的家世和乡里,而且还大谈特谈,唯恐他人不知,甚至有最大化披露的意味。就如他的新著《我的村,我的山》,主要以老家江西九江都昌万家湾村的乡里乡亲为对象,描述这些普通乡民的日常生活。各种道听途说的家长里短,或亲身经历的陈年往事,被摩罗悉数捡拾而起,用颇为细腻温情的笔触铺陈成文。数十张拍摄于各个场合的图片夹杂其中,构成了一幅颇为完备的关于摩罗家乡的乡土志。此种乡土志非常生动,极其原生态、个人化和人性化,那些收藏在档案馆中艰涩的官方村镇志,与之相比绝不可同日而语。
摩罗写自家的乡村,篇幅最多的是对家乡人命运的描写。如他以往描写乡村的作品一样,作为摩罗的亲属或邻居,苦难是这些人生命中的核心词汇。因生活贫困而导致的重病无法医治或自杀,以及突如其来的车祸、矿难等造成的死亡频繁发生,几乎充斥着这个乡村。许多村民的生命可以用悲惨二字来形容,村民的死亡给生者造成的灾难性影响,更是让人唏嘘慨叹。这样的乡村是中国千百万普通乡村的缩影。万家湾村乡亲们的命运,在中国的乡民中,也具有普遍性。摩罗对于这一切,无疑持深切同情的态度。
但摩罗笔下乡村苦难的另一面,是它的优美和温润之处。这种感受和热爱,对他而言,无须来由,也无须解释。在他看来,家乡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都先天的纯洁高尚,值得无限珍视。因此他不惜使用大量文人墨客的抒情甚至煽情的语言,来表现自己和故乡所谓骨肉相连、血脉相通的亲密关系。推而广之,似乎摩罗也倾向于将中国的乡村都视为田园牧歌般的乌托邦所在:农村的空气是清新的,农村的生活方式是简单的,农村人的生活是纯朴的,农村人的品质也都是纯良的。尽管,早已成为城市一分子的摩罗,已经非常聪明地不再将城市直接视为罪恶的渊薮,但其潜意识里浓重的民粹主义情结和乡土情结,似乎仍依稀可见。
此种情结,这个时代无疑十分鲜见。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人们触目所及,都是城市的繁华景象。城市中的高楼大厦和大屏幕、霓虹灯所构成的声光色影,以及以消费主义为中心的生活态度,无不在宣示现代性享乐主义的基调。而中国广大的乡村和农村人生活状态,一般不会出现在普通城市人的视野之内。然而,乡村绝不应该被忽略。因为,中国最真实的一面可能并不在城市,而是在乡村。这并非由于乡村的淳朴,而是因为乡村的荒芜。这种荒芜在于,在地理位置、生活方式、生活质量上,乡村和城市简直是天壤之别,完全断裂。而绝大多数农村人都在渺小而卑微地活着。他们没有代言人,生老病死无人知晓,喜怒哀乐亦无人感兴趣。因此,记录底层小人物,描写苦难,欣喜地将乡村捧起,实际上采取的是一种人道主义的姿态。
不过,有时也会怀疑,摩罗的这种热爱乡村,到底是出自内心情感的真实流露,还是出于一种刻意为之的姿态?摩罗一贯是一个不与流行为伍、喜欢剑走偏锋的人物。在1990年代末,国内多数知识分子都日渐放弃了其批判的责任时,摩罗在那里开始检讨知识分子的耻辱感;在最近几年,中国富强的目标基本达成,而文明还远未达到的时候,摩罗在阵前倒戈,唱起了民族主义的高调;在一个时代的核心主题是城市如何让生活更美好,全国大举进行城市化的时候,摩罗又歌颂起了乡村,试图发现乡村的宝贵品质。联想到摩罗前段时间又集合旧文拼凑起一本书《孤独的巴金:如何理解作家》,与《中国站起来》的思想倾向截然不同,估计也会有人倾向于认为,摩罗这种习惯性反其道而行之,并不是因为真正在内心有所坚持,而仅仅是一种姿态。
当然,如此说来可能是过于苛责。因为,一个人一般都不会拿自己的家乡开玩笑,搞情感上的虚假欺骗。何况,能意识到书写无人问津的小人物,原本就难能可贵。而且,只要有所关注,似乎就已经强于漠视。另外,摩罗也并非突然对农村感兴趣,而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以农村之子的面貌出现。可以看到,以前的摩罗,也经常将自己的家乡写入小说或散文中,对种种苦难和自己在农村的遭遇不厌其烦地描述。这种描述几乎到了让人声泪俱下、为之心碎的地步。不过,如果说早期这些描写,在某些方面还颇为带有一些控诉的意味,还对农村人遭遇的不公,受到的欺压有所愤慨,那么《我的村,我的山》中,虽然也讲乡亲们遭遇的苦难,但这些灾祸大多源于遭遇一些不可抗力,农村整体呈现的是一片其乐融融、和谐社会的感觉。而实际上,真实的农村可能还不止这些,地方贪污腐败的官员欺压民众、社会资源分配不公、村民尔虞我诈等黑暗面,也未必绝不存在。而且,农村那种宝贵的品质也正在流失殆尽,不但优美的自然环境所存不多,还存在着非常严重的空巢现象和伦理崩溃的事实。可是在摩罗的书中都没有提到,或是起了个头之后,就巧妙地回避。因此,摩罗所描写的故乡,很可能只是一个高度美化过的故乡,未必是一个真实的所在。
其实,关于中国的广大乡村,也并不是完全被城市的知识分子忽略,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不乏有大量学者将目光投向乡村,进行农村生态、伦理、政治运作、人际关系的社会调查。尽管这些研究将农村看做一个被观察的客观对象,未必向摩罗这样充满热爱和同情,但拒绝将自己的感情掺入其中,其优点在于可以更客观、真实地看待农村,进而真正发现问题,并提供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可是摩罗却仍然将自己的家乡以及广大乡村当成了一个抒情的对象,由于感情投入过多,不免造成种种失真之处;由于刻意遮蔽某些东西,在客观上反而起到了某种反作用。一个人当然有对自己故乡抒情的权利,但这种汪洋恣肆的抒情却是非常个人化的,一般写在自己的私人日记本中为宜。而出版出来,除了揭示痛苦,以及为父老乡亲保存一份人情味颇足的全家福之外,真正的社会意义,实在是有限的。
来源: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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