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与知识分子的恩怨情仇 - 潘采夫的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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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与知识分子的恩怨情仇 - 潘采夫的日志
   
昨晚去影院看《三枪拍案惊奇》，售票员大姐说，今晚的票早卖完了，明

天早点来。次日一早买票进场，约一半观众为中老年人。观影过程中，我

深深体会到张伟平讨伐的“所谓精英、影评人、知识分子”的心情。电影

结束，问一位老年人感觉如何，她说很不喜欢，因为“它没有意义”。
   
不要以为老百姓看电影就是为了傻乐，这位普通观众说出了知识分子的感

觉。在“意义”这块阵地上，知识分子和张艺谋已经死磕了很久。尤其对

张艺谋的近年作品，文化精英的批判力度越来越大，以致深感受伤的张艺

谋提起知识分子就一脸不屑，张伟平更是尽讽刺贬损之能事。一边是国内

最具影响力的电影导演，一边是几乎全体知识分子，已经不可挽回地走向

决裂。
   
其实，张艺谋和文化界曾有不短时间的友谊。他的第一部《红高粱》问世

的时候，老干部斥之“贩卖国丑”，体制内势力群起批判，张艺谋的艺术

生命岌岌可危。但这部电影得到老百姓的喜欢，而且新锐知识分子从电影

中解读出了时代气息，对电影给予了热情洋溢的评价，制造了不小的舆论

。而且，由于电影史是知识分子书写的，他们将《红高粱》赋予文化意义

，并将张艺谋推为第五代的领军人物。那是一个蜜月的开始，在青春勃发

的八十年代，张艺谋与知识分子踏着节拍，翩翩起舞。
  
《活着》的被禁，让知识分子对张艺谋的同情达到高潮。不过也有一些知

识分子，对他的电影向来不太感冒，《一个都不能少》出来时，影评人对

张艺谋的质疑，从不擅拍城市题材、贩卖民俗等，上升到了“迎合政府”

“主旋律”。杂音的不断出现，再加上文化背景的差异，让张艺谋对知识

分子啧有烦言。
   
一个标志性事件是《英雄》的上映。《英雄》在电影产业史上是一座里程

碑，张艺谋开创了中国式大片的模式。但是，知识分子并不关心票房，影

片体现出来的价值观，成为他们集中批判的对象。著名学者崔卫平写下批

判文章，《英雄》：献给萨达姆和金正日的影片，认为影片“以法西斯美

学为极权者找合法性。”“是一部向当局者进言的政治大片。”精神上违

背了民主和中国传统的武侠自由精神，迎合了缺少分辨能力的大众口味。

”
    崔卫平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也显示了文化精英的批判姿态。深感委屈

的张艺谋并不辩解，但迹象显示，他对知识分子已经不再信任。
   
此后，张艺谋在中国式大片的路上渐行渐远，《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

金甲》犯了众怒，人们对张艺谋靠强暴大众意志捞取票房的手段表示愤慨

。电影学者郝建称《黄金甲》具有浓厚的红卫兵情结，透着集体无意识的

狂欢。在知识分子的眼里，曾经先锋的张艺谋，从《英雄》到鸟巢，已经

成为时代的“装修大师”，走到了民众的对立面，当然也成为知识分子的

公敌。张艺谋与精英知识人分道扬镳，走上了两条不同的道路。
   《三枪拍案惊奇》当然是一部烂片，影评人集体围殴该片时的面目，

也确实有些狰狞。但当你了解了这一段恩怨情仇，你就会心里说上一声，

原来如此。
   
张艺谋真是个人物，他适应性极强，能够站在中国电影前沿，二十余年风

骚不减，追风逐浪，手把红旗，站上人生的巅峰。但他在知识分子的评价

体系里，却经历了价值观先进、价值观反动、失去价值观的巨大变化。
   
知识分子的天然使命是社会批判，而作为中国的电影导演来说，批判意味

着各种各样的死法。勘破了这一点的张艺谋，找到了适合自己生存的空间

，赢得了市场、票房、政治、权势，但失去了知识分子的拥护，失去了在

电影史上的话语权。得耶？失耶？这就要看张艺谋认为什么“最有意义”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