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水银世界（中）

yangqiji · 发表于 2011-5-5 10:37

失落的水银世界（中）

——献给为中国汞事业做出贡献的父辈们

作者刘克丽

爸爸为松岩掉下来砸死矿工而流泪

我们一家到来,矿里没有现成的房子给我们住,就急急忙忙改造了一个旧仓库,这个仓库想起来总共不到50平方米,用本版融了4间房子,两间卧室,爸爸妈妈一间,大娘带着我们4个孩子一间(房里放一张大床是大娘和两个小弟弟的,一张小床是我的),一间厨房和一间客厅,因为我们屋里怎么放不下3张床,大弟弟克坚就睡在一进门的客厅里,我很羡慕他,但又不愿与大娘分开。我记得仓库窗帘是用大木板做的,到了晚上,只有大人才能拉动,关好。

接下来的日子,万山的天总是阴的,有一次阴到了我们40天没见到太阳,每天全是雨、雾、凝,我们全家人都要疯了, 加上大家水土不服,全家拉肚子一个月,吃什么药都不好。后来,大娘找了个偏方,用面粉做成了甜浆糊吃,才治好了全家人的拉肚子,妈妈总埋怨这是什么鬼地方?

有一天,爸爸下班后,从兜里拿出来一个小纸包,他把我们叫过来,打开了里三层外三层的小纸包说,指着一颗花生大小的红石头神密地对我们说:

“你们看,这就是炼水银的朱砂”

我至今也不理解这红红的朱砂石头,怎么能炼出可以流动的水银来。

当然,我们4姐弟顺利地进入了万山汞矿小学,学校在高高的山顶上,我每天都要爬好高好高的山,要上300多阶石梯才能到学校里,山脚下就是樊一帆、樊静帆的家,其实他们和我不是同班同学,但是朋友,特别是静帆,很会画画,我喜欢她画的一张端着盘子面宠酷似当时王文娟出演的越剧电影《红楼梦》的林黛玉,我说喜欢,她竟然送给了我,我一直视这幅画为珍宝,和我的一些小宝物放在一起,三年后文革来临,我怕这张画连累爸爸,狠心烧掉。我印象中他家门口有一颗大柳树,柳树下总是放着一大盆水,春天他们家还买过小鸭子放在水里给我们玩。

在万山汞矿小学、中学里,我得到了老师、同学们的关爱, 甚至是宠爱。

我记得我小学六年级的班主任叫邓序鹏老师当年才20岁,初中一年级的语文老师姓董…,40年后我去松桃扶贫路过铜仁,见到了当年要好的朋友叶银珍回忆起当年,她说:

“我是班长,但全听你的”

我奇怪地问她:“大家听我什么了,”

她说:“放学后你不让大家回家,大家都不回家”

我问她:“我为什么不让大家回家?”

“你让大家把课文演出来呗”她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呵,是有这么回事,我是让大家演过《和氏献壁》”我突然想起来了。

“我记得我让同桌许家娥演和氏,让钱英东演报子,其他同学演大巨,谁演秦始皇呢?”我问。

“你呗!”银珍、彭谦明齐声吼我。

“哈哈哈,我想起来了,演到和氏第三次献壁时,我说把他拉出去把腿砍了,钱英东问我怎么砍时,我悄悄地说让她跪着进来就行了…”

我们放学时,不走去上学的路,而是从后山下山,和同路的银珍、谦明一起疯跑回家,他们家比我家近,但他们总是送我先到家,然后再返回,有一次在路上我跑掉了墨绿色的方形毛围巾,难免被妈妈骂我一顿败家子,多么美好的童年!

春天来了,学校组织春游,我记得老师把我们带到很远很远,翻过好多大山去寻找春色,回来的路上,一辆吉谱在我们队伍傍边停下,车上下来了爸爸,问我们干什么,我说春游回来,拿我的小瓶子给他看,他看到了一只我在小溪里抓到的小螃蟹,哈哈大笑,我立马当众向爸爸耍娇、耍懒,非要他给我买路边小贩的小镜子,爸爸当场买下1角1分钱的小镜子给我,并嘱咐我放学后别乱跑我,早点回家,同学们羡慕的目瞪口呆,啊,多么幸福的童年!

在这期间,爸爸每天走的很早,晚上回来的也很晚。我每天我很少见到爸爸,即使他一旦回家,找他的人总是不断,他喜欢坐在小橙子、用大橙子当桌子,在上面吃面条(他最喜欢吃面条),傍边也总是有人汇报工作,有时被我听到他们交流所涉及的话题竟然是导火线需要有多几米少才安全的系数。

更多的时候他有好几天不回家,说是下洞子了、再不就上一个叫什么岩屋坪的地方或者什么矿上去了。好多年后,胡叔叔(我爸爸的得意门生)才告诉我,其实当时什么一矿、二矿、三矿这些怪名字应该是叫生产车间才对…

说到这里我不得不说胡荣基叔叔和胡嘉玫阿姨,这两个人当时风华正茂,胡叔叔是贵阳人,当年大学冶炼专业毕业分到矿上当技术员,美丽的胡阿姨从上海什么中专毕业分到矿工实验室工作,几乎所有的小伙子都想追求这位粉红色小小脸蛋永远在微笑、苗条身材爱看小说的上海姑娘,没想到被幽默的胡叔叔追到了,在我们小半辈的孩子们心里不仅对他们具有少年崇拜心理,他们的幸福结合还永远是当年贵州万山汞矿盛传的爱情佳话。

有一天晚上我没等到爸爸,早上我起床后找爸爸,大娘说:“你爸爸早就走了,听说洞子里的什么石头掉下来砸到矿工了”

晚上,我又等爸爸,爸爸十点多才进家,他没正眼看我,放下安全帽,没洗手也没洗脸,直接坐在小橙上没说话,只是摘下了眼镜,用手捂着眼睛低下了头。我看到此景吓得哭了起来,大声叫着:

“爸爸,爸爸,你怎么了”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爸爸哭。

“爸爸,爸爸,你为什么哭”明知故问。

“我对不起他们,孩子”爸爸低着头说,这时我看到了落在地上的泪水。

从此,责任心这三个字印在了我的脑子里。在他去世多年之后,我才明白,句话和这些泪水这是他留给我最珍贵的财富。

爸爸不得不伤害女工们的利益

从此,爸爸更是早出晚归了,我经常好几天见不到他,有一段时间,他几乎每个月都上北京开会,这种情况一直到文革前,我妈妈对他经常坐飞机很有意见,有一次他对爸爸大声吼道:

“因为什么部里总让你上北京开会?怎么不叫别人去?”妈妈的样子很凶问。

“拿我当活字典查呗”爸爸不经意地笑着说。

多少年以后我做记者,不用刻意背诵,从来都对产业、行业的财务数字随口就来,而且分析的头头是道, 开始我以为大家和我一样,后来我发现每次数字争论都是我赢,以至于我的下级、朋友张秀斌对大家说:

“永远别与刘总争论数字,因为你准输,”噢,我明白了原来是爸爸的遗传。

半个世纪后,我从一个老记者观察思考的角度来分析,当时由于中苏关系僵化,苏联逼着中国还债,使中央直属厂矿的政治地位至上,甚至高过了省长,三年前,我见到胡叔叔,他的一席话,傍证了我的看法,他说,当时贵州汞矿年产2000吨水银,全部给苏联低债了。

我爸爸不仅业务精通,苦干,而且外文也相当不错,他50年代中期去苏联学习,到70年代初期,他生病住在北京友谊医院,和同屋的一位70多岁的、当年的俄文翻译同屋,两人还可以用俄语交谈,把我惊呆完,原来我有一位这么优秀的父亲。

我父亲的优秀不仅仅只是在于他的才学和责任心上,他有比他才学和责任心更优秀、更高尚的是他的为人。

一天,我听到厨房里一声巨响,跑过去一看,大娘不小心弄打了一叠盘子,这时妈妈的脸色顿时垮了下来说:

“大娘,你怎么搞的,这里面可是有我最精贵的盘子!”

我也不知道什么盘子是妈妈最精贵的盘子,是姥姥姥爷给的古董?还是爸爸从苏联带回来的?只见吓坏了的大娘不知所措,低着头,干完活,不吃饭蒙着头在床上哭了好几个小时。

爸爸知道了后狠狠地责备了妈妈,让妈妈给大娘道欠说:

“大娘,别哭了,我错了…“妈妈摇着床上裹在被子里抽泣的大娘,大娘还是委屈,还在被子里继续抽泣,我们几个也站在傍边恨着妈妈,陪大娘一起哭着,最后爸爸走到大娘床头,对大娘说:

“大娘,打的好!打的好!那个盘我早就想不要了!”

大娘这才停止了在被子里面的抽泣,立刻从床上下来破泣为笑,吃饭去了。

事后,大娘对别人说:

“刘书记这个大好人,比毛主席还好”

我妈妈听她再次说后,当时吓得赶忙唔大娘的嘴。

这里我不得不说我大娘这位山东老太太,她可是50年代中国第一代山东下关东(找她老公)的打工妹,1953年,她为了找寻他下关东两年无音信的的丈夫胡成武,丢下了山东省莒南县宴宾乡(我一直认为是延边乡,给她往老家写信一直这么写,直到2005年,我和弟弟去寻找她坟地时,才知道她家乡正式的名字)乘上了去北方的火车,当车开到了辽宁鞍山时,她被赶下了车,正巧被当时为市长找保姆的秘书发现,将她引到市长家干活两年,之后在1955年到我们家干活干了十年,我们全家待她如同家人一样,我们4姐弟中一些优秀的品质和善良的为人深受她的影响,这些影响甚至大于来自我母亲对我们的影响。

3年困难时期,她为了省下自己当时每月的22斤口粮给我们吃,自己情愿躲回老家小半年吃红曙叶子,1965年她因病告老回家,我哭得死去活来,对于我人生来说,是我第一次与亲人的生死离别。接下来就是文革,文革期间,妈妈常说:

“幸亏你大娘走了,不然她非得为了你爸爸拼上自己的老命不可”

别看大娘没文化,大娘有的话还有预测性,50年代中苏友好时代,大娘看完苏联电影带我们从电影院出来时就对我们说过:

“苏联人长的那高鼻子,枢娄眼,不是好人,早晚会对咱中国翻脸。”

果然,几年后中苏关系破裂,大娘颇为得意。

妈妈前几年提起她来还说:

“你大娘要是活着,我把她接来养老,雇个保姆服伺我俩。”

然而,我爸爸这么好的人,在贵州汞矿却不得不犯下了一个在此之后十年很多人都不能原谅错误。

1963年上级对下达命令,让他终结汞矿200多名女工的雇佣合同,我爸爸当时对领导说,:

“这事太伤感情,我不能干”

这事如果发生在现在,肯定有劳动法顶着,可在当时,一切听党话,下级服从上级的年代在领导与爸爸几次谈话之后,爸爸实在顶不住压力,违心地去做了。

后来我听爸爸对找他算帐的女工们说:

“我也有姐妹,我也有老婆,这事儿,我下不了手呵。然而,我也有组织,有领导必须服从组织。

这事儿我后来思来想去,觉得当时的领导下此命令也许是对的,也许矿上工作劳动强度大,又容易患职业病(夕肺病)不适合女工做,所以必须强制辞退她们。只不过应该按某此规定给与她们一定的补偿罢了。可当年,领导们只是命令让爸爸执行辞退,没有给我爸爸补偿的预算。

这下可得罪了被辞退的女工们,她们工作的每月30多元工资是她们家庭经济的来源之一呀,她们恨透了刘廉!1967年文革初,除了我爸爸要对付他被打苏修特务的批斗会,还要对付女工们的批斗,她们揪住爸爸不放,过份的是,她们组织起来把他拉出来步行440公里,走了一个星期到贵阳冶金局上访,我在1964年的夏天已到贵阳十五中上学,住在冶金局,眼看着我可怜的爸爸被揪斗,宁愿替他去死,来为他赎罪的心都有。

我在贵阳上市,和女工们住的招待所并排不远,每天放学后总是远远地看着一伙女工围着他,当我走进他时,他向女工们请假说,我对孩子说几句话,有一次我走近他时,他向女工们请完假后,走进我,悄悄地对我说:

“爸爸今晚要逃,如果你明天找不到爸爸,你别着急,千万别哭”

实际这时我已哭得头昏地暗泣不成声,断断续续地问。

“爸爸自有办法,你别哭了,快走!”

我哭着跑了。

不久,我听说爸爸撕破了招待所的床单,接成长条,顺二楼窗户而下逃跑了。

跑到哪去了?我的爸爸呀,我每天哭。

在上山下乡之前,我回到万山准备和弟弟克坚一起下乡,再次见到了爸爸,我问他:

“爸爸你从贵阳跳窗后往哪个方向跑的?”

他微笑着说:

“是遵义方向”

“天那么黑,你怎么知道是遵义方向?”我很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