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质学家的分型

lijiacheng

20世纪80年代后期，刘益康在BHP公司下属的西澳大利亚勘查分公司进修了半年矿产勘查回国以后，经过3年摸索，建立了国内第一家中外合作矿产勘探公司，即四川康滇铅锌合作勘探公司。公司成立后，还需要招聘从事野外勘查的地质人员。20世纪90年代初，地质人员能进入中外合资企业，从事矿产勘查的本专业工作，学习国外的技术和工作方法，享受当时体制内不可企及的工资待遇，这则招聘是很有吸引力的。

公司的总经理安德，是一位个子高大、沉默少语、满脸络腮胡子的澳大利亚地质学家，他主持招聘。除了工作经历、学历、英语等例行条件的审核以外，安德还有一项加试。考查矿产勘查的野外观察和工作能力。事先选定了一座露头较好、有铜矿化显示的小山头，要求应聘者用一天时间，观察地层、岩体、构造、蚀变、矿化等，测绘出一张矿产地质草图。这难倒了来自高校和研究院所的应聘者，虽然他们都有很高的学历和技术职称，发表过许多高水平论文，外语读写的能力也不错，但交出一张实测的矿产地质草图，却不是他们之所长。最后录取的是一位来自野外地质队只有中专学历的分队技术负责。安德要聘的是一位勘查型地质学家，而不是一位研究型地质学家。

后来，刘益康与很多初级勘查公司的经理人讨论过这个问题：矿产勘查公司应当聘用什么样的地质学家？通过讨论这个问题，说明了一个道理，地质学家应当是有个分型的：一类是研究型地质学家，一类是勘查型地质学家。

研究型地质学家适合在高校、研究机构、地质调查局工作。他们具有硕士、博士学位，有扎实的基础知识，有较高的理论素养，经历过科学研究的训练，一般在公益性机构供职。他们的成绩体现在要有新的发现、创新型成果，要写出有影响力的论文和著述。

勘查型地质学家适合在有矿产勘查任务的地勘局、队及初级勘查公司和矿山地质部门工作。他们的任务就是找矿勘探。当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矿产部，也就是一项任务——找矿勘探。到底什么是勘查型地质学家？笔者曾和多位初级勘查公司首席地质学家讨论过。有位先生的解释很有趣。他说，就是“睡吊床的地质学家”。其含义是，需要能坚持长期的野外工作，国内就是能住工棚或帐篷的地质学家。初级勘查公司的地质学家，薪酬高于地质调查所的研究型地质学家。他们一般住在条件规范的野外营地，每隔三四周，不管路程多远都能回家与家人团聚。虽然勘查型地质学家工作条件艰苦，要常年在野外奔波，但还是能吸引人才。

20世纪50—60年代，国内的地质教育体系，就有一些地质学家分型的影子。原地质部所属的宣化地质学校、南京地质学校、西安地质学校、郑州地质学校等，原冶金工业部的长春冶金地质专科学校、桂林冶金地质学校等。它们的培养目标很明确，就是为地质队培养野外一线的矿产勘查技术人员。

地质学校毕业，分配到地质队工作，都认为理所应当，闹情绪的较少。所学的课程针对性很强，到达工作岗位后，地质填图、槽探钻探编录、采样加工等矿产勘查的日常工作，马上就能上手。他们适应地质勘探队的生活与工作，成长很快。所以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很多地质队的大队和分队的技术负责，是毕业于这些学校的中专生。

遗憾的是，这些老的地质学校在学校升级潮中，先改名学院，再改名大学，到后来干脆把“地质”两字也去掉。在改名的大潮里，地质勘查课程被边缘化，削减地质主科的学时，压缩勘探的生产实习，造成了一线勘查地质师不适应工作的局面。国内称的科罗拉多矿业学院，是全球排名前200名的大学，它的英文名字是Colorado School of Mines，要认真翻译过来，应称为“科罗拉多矿业学校”。这名字既不是大学，也不是学院，倒像一所国内的技工学校的名字。很多学生，来到科罗拉多矿业学院念书，就是奔着能在这里学得一技之长而来的。因为它的名气，毕业生就业率很高。这个一点也不“高大上”的校名，就使人仿佛看到学校的毕业生穿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在矿井里工作的身影；或者身穿牛仔裤，头戴遮阳帽，匍匐在山岩上观察测量的身姿。

地质大学的本科生、研究生，下地质队，进入勘探公司，如果能沉得下来，安心野外工作，坚持10~20年，会发展成非常优秀的勘查型地质学家，成为各层级的总工程师。中专生由于所学课程的限制，一般说来再向上发展，也有其业务上和视野上的局限性。

]矿产勘查行业和其他制造业，有类似的困惑。其他制造业，高端设计研究人才似乎不缺，但能在一线实际操作的高级技工却严重不足。没有这个层次的人才，也难以生产出有竞争力的产品。矿产勘查行业也一样，真的还需要当年那些地质学校培养出来的、有一技之长的“地质匠”。

笔者在20世纪60年代初，在北京地质学院读研究生。校门口勘探队员的塑像身穿工装裤，背着地质包，右手提着地质锤，低头端详着左手上的矿石。向每位同学昭示了，你们以后是干什么的。中国地质大学，校名的气魄是大多了，感到这里是培养研究型地质学家的，离开矿产勘查越来越远。当年，莫斯科地质勘探学院还保留着“勘探”两字。北京地质学院曾短暂改名为北京地质勘探学院，笔者一直对“北京地质勘探学院”校名有很深的情结，抽掉了“勘探”二字，就混淆了地质学家的分型。

已经几乎没有地质学校了，大学倒是越来越多。学位的起点是学士，硕士、博士学位也很普遍了。他们毕业后，很少愿意长期从事野外实际的矿产勘查工作，更愿意在城市里，待在有空调的高楼大厦里，坐在电脑前，开展“找矿”工作。其实在全世界也同样遇到这类问题，勘探公司对此也颇有微词。现在有个流行的新称谓，称呼这类地质学家有个英文词，叫“Armchair Geologist”，意思就是“办公椅地质学家”。国内也有类似的戏称，即“机关地质学家”。当越来越多的“机关地质学家”来审查立项报告、审查勘查设计、审查资源量储量报告时，会是什么结果呢？其实，研究型地质学家里，也有相似的现象，就是出现了“粉末地质学家”的说法。

王之藐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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