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减少？为什么？利弊？

3s001

论孩子社会附加成本-效益

作者:田雪原

中国自70年代大力加强计划生育以来，控制人口增长取得举世公认的成绩。同时国内外各界也有一个共识，即成绩的取得主要是贯彻落实控制人口增长政策，80年代更将其提到基本国策高度的结果。那么人口政策为何具有如此巨大力量，能够左右广大民众的生育行为和生育子女的数量，在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一政策作用的发挥沿着什么样的走向变动，如何适应这种走向谋求生育率的继续下降和逐步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这些已成为当前人口问题中普遍关注的“热点”。“热点”的突破需要新的理论。本文在借鉴已有科研成果特别在总结中国生育率下降实践基础上提出的“孩子社会附加成本-效益”理论，就是为着这一目的阐发的。
孩子成本-效益理论
一般在阐述人口出生、死亡、自然变动的西方人口学说中，当首推由法国学者兰德里（A．Landry）和美国人口学者汤普森（WarrenThompson）提出，并由著名人口学家诺特斯坦（F．W．Notestein）等论证的人口转变理论，描绘了人口由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到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再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转变。然而关于转变的原因，社会学派、数理学派、经济学派等有过不同的解释，无疑这些解释均有一定的可取之处和具有相互补充的性质。不过依据唯物主义基本见解，在影响人口自然变动特别是生育率变动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的诸因素中，经济的因素更具有本源和决定的性质。人口经济学尤其是微观人口经济学关于生育率变动的理论，主要是孩子成本-效益理论，更能从根本上揭开生育率下降之迷。
一般认为，创立和比较全面论述孩子成本-效益理论的，为美国哈佛大学莱宾斯坦（H．Leibenstein）教授。他认为，家庭规模的确定由父母对生育子女的选择来完成，而父母对生育子女的选择取决于该孩子的预期的成本效益。孩子的成本可分作两部分：一部分为直接成本，即从母亲怀孕到将孩子抚养自立所花费的衣、食、住、行、医疗、教育、婚姻等的费用，直接的货币支出；另一部分为间接成本，即父母，主要是母亲因哺育照料孩子耗去时间而丧失受教育、获得更有利岗位和升迁而减少收入的机会，因而又称机会成本，是可以通过影子价格（影子价格：对没有市场价格的产品或服务、劳务的一种替代性估价。这里指父母用在养育孩子上的时间消耗虽属非市场活动时间，但可通过相应的市场活动时间进行估量。）计算的一种间接的货币支出。
孩子对父母的效益，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以下6个方面：
劳动-经济效益。孩子成长为劳动力后，可为家庭提供劳务或从事一定的职业劳动，为家庭提供经济收入。
养老-保险效益。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社会养老保障事业不发达，孩子不得不充当家庭养老角色。
消费-享乐效益。孩子作为“消费品”，具有满足父母感情和精神需要上的效益，能够带来“天伦之乐”。
维系家庭地位的效益。继承家产，将家庭地位一代一代维持下去。
承担家业兴衰的风险效益。孩子不仅一般地具有劳动的效益，而且孩子素质和劳动技能高低承担家业兴衰的风险也有某种差别。
扩展家庭效益。一般发展中国家希望“多子多福”家庭，子女多安全有保障，保持家庭的昌盛。
莱宾斯坦指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家庭人均收入的增加，边际孩子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上升，而边际孩子的劳动-经济效益、养老-保险效益等却明显下降，唯有消费-享乐效益例外。在家庭孩子成本与效益坐标图象上，在成本与效益交叉点以外的边际孩子，即成本高于效益的边际孩子，家庭是不需要的。而家庭人均收入越高，这个交叉点离坐标圆点越近，致使生育率下降。
美国芝加哥大学著名经济学家贝克尔（GaryS．Becker），在莱宾斯坦理论基础上，提出孩子的净成本概念：它等于家庭为某个边际孩子预期支付的直接成本加上父母耗时间接成本（通过影子价格），减去该边际孩子提供的预期收入现值和劳务的现值。若净成本为正值，则该边际孩子相当于一般耐用消费品，父母仅能从该孩子身上获得满足心理要求的效益；若净成本为负值，则该边际孩子相当于一种耐用生产品，可带来价值增殖。于是家庭可依据净成本正负，进行生育决策。
贝克尔对孩子成本-效益学说的发展，主要在于提出孩子效用最大化，论证了孩子数量与质量替代的理论。他引用消费者均衡理论，即在商品价格和消费者收入一定条件下，消费者购买两组商品最佳组合或最大效用加以说明。理论上，随着家庭人均收入的增加用在孩子身上的成本也相应增加。但由于孩子同其他耐用消费品一样，数量容易得到满足、质量的提高无止境，孩子质量弹性远远大于数量弹性。这样人们追求孩子效用最大化结果，选择偏好更倾向孩子质量，发生由投入孩子数量成本向质量成本转移，以质量替代数量。
莱宾斯坦和贝克尔从家庭对孩子需求角度，研究家庭生育决策。美国南加州大学伊斯特林（R．A．Easterline）教授，加进孩子的供给和生育控制成本两个变量，发展成为孩子的供给-需求理论。所谓孩子的供给，是指不受外界因素影响条件下父母所生子女数，取决于父母的自然生育率和子女的存活率。所谓生育控制成本，是指因采取控制生育手段而付出的经济成本和克服精神障碍而付出的心理成本。伊斯特林指出，像农业社会孩子的供给小于对孩子的需求，不发生生育控制要求；只有当像工业化社会孩子的供给大于对孩子的需求时，才有对生育控制的要求，才会有生育控制成本发生。在现今发达国家生育控制成本已趋于零，而婴儿死亡率的迅速降低又加大了孩子供给,因而节育普及率很高，生育率很低。发展中国家则相反，生育控制成本相对为高，婴儿死亡率高而减少了孩子的供给，使节育受到影响，许多国家生育率一直保持在相当高的水平上。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考德威尔（J．C．Caldwell）教授，在考察不同社会形态下父母与孩子之间财富的流向和流量后，提出“代际财富流”理论。这里“财富”不仅包括货币和财产，还包括劳动和服务。考德威尔还提出“净财富流”概念，即父母与子女之间财富的净流向和流量。分析表明，在工业化以前的传统社会，净财富流主要由子女流向父母；工业化以来社会，净财富流主要由父母流向子女。于是现代社会父母采取增加教育投资并减少孩子数量作为减少财富流向子女、增加财富向父母流动的手段，遂使生育率降低。
伊斯特林和考德威尔的理论同莱宾斯坦和贝克尔的理论显然有许多不同，有的观点甚至是对立的；但其理论实质，即通过对孩子成本与效益的分析揭示家庭生育行为和生育决策，则是共同的。不同的只是观察和分析的角度，纳入视野的宽窄，以及某些结论上的差异。他们将西方经济学中的若干分析方法引进来，具体地考察了收入效应、价格效应、替代效应等与生育率变动的关系，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生育率下降作了比较科学的说明，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对于研究正在走向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中国生育率变动，也不无可借鉴之处。
社会附加成本-效益
西方孩子成本-效益理论之所以能够比较科学地解释发达国家的生育率下降，是因为这些国家生育率下降过程中有两个前提：一是社会的经济结构为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家庭消费限制线、无差异曲线、消费者均衡等具备存在和发挥作用的条件，足以影响人们的生育行为和家庭的生育决策；二是家庭生育行为和生育决策纯属家庭的自主行为，没有或很少受到来自社会外来力量的干扰。亦即很少有政府干预生育的政策。然而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政府干预生育行为的政策越来越明显，许多国家制定了旨在控制人口增长的计划生育政策，并且取得显著成效。这就给西方一般孩子成本-效益理论出了一个难题，这些经济尚不发达国家的生育率下降难以由这一理论作出解释。中国就是这样的典型：从1971～1981年，总生育（TFR）由5.44下降到2.63，下降幅度达51.7％，即10年间下降一半有余，这在世界人口史上实为少见。在此期间国民经济和人均国民收入有所提高，按当年物价计算的人均国民收入由240元提高到397元，增长65.4％，但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影响，实际增长46.5％，增长不高。显然，处于由饥谨型向温饱型过渡的低水平经济和不高的经济增长率，带给家庭的孩子成本-效益变动，从总体上看不可能发生有利于生育率下降的倾斜，主要还是导致生育率上升的不利倾斜。然而中国生育率却奇迹般地降了下来。1981～1991年，按当年价格计算的人均国民收入由397元提高到1401元，增长2.5倍，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1.1倍，可谓40多年来经济和人均收入增长最快的10年。而人口方面的总生育率仅由2.63下降到2.25；下降幅度为14.4％，与人均收入的上升显得颇不协调。于是国内外普遍将20多年来中国生育率的下降主要归之于贯彻落实人口增长政策的结果，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有人由此引申到“人权”上去，横加指责，仅从理论上而论，则是陷进将一定的人口政策同孩子成本-效益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误区。走出误区需要将人口政策同孩子成本-效益理论联系起来，通过对人口政策的具体分析看其怎样左右着孩子成本-效益的变动，这就需要产生新的理论及其结合具体实践的具有说服力的分析，这就是社会附加成本-效益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实践。
“社会附加成本-效益”概念，可以定义为按照一定的社会规范特别是生育政策规定，因超过或满足生育子女数量而增加或减少的孩子成本与效益。它相对个体家庭来说，是社会附加上去的成本与效益。这里有两种情况：对于实行旨在控制人口增长为目的的生育政策来说，增加的是超过生育政策规定的孩子成本和政策规定范围内孩子的效益；减少的是政策规定范围内生育的孩子成本和超过生育政策规定的孩子的效益。对于实行旨在鼓励人口增长为目的的生育政策来说，增加的是没有达到生育政策规定数量的孩子的成本和超过政策规定数量孩子的效益；减少的是超过生育政策规定数量的孩子的成本和没有达到政策规定数量孩子的效益。就当今世界现状而言，主要是前一种以控制人口增长为目的的人口政策，后一种鼓励人口增长为目的的人口政策屈指可数，且引起的成本与效益的变动也不显著。不过在概念和理论的完整性上，后一种情况是不可忽视的，构成社会附加成本-效益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结合中国实际，以下着重对旨在以控制人口增长为目的的“社会附加成本-效益”作出具体的分析和阐述。
纵观中国实行以控制人口增长为目的的“社会附加成本-效益”，包括减少按政策规定计划内生育子女特别是独生子女成本、增加其效益，增加按政策规定计划外子女成本、减少其效益两方面的内容。减少或增加的成本，又可分成直接的经济成本和间接的精神成本或心理成本；增加或减少的效益，亦可分成直接的经济效益和间接的精神效益或心理效益。
“社会附加成本-效益”中直接的经济成本，是指按照生育政策数量规定，增加或减少家庭支付某孩子的货币成本和其他实物成本现值。如中国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实行了独生子女入托、入学、医疗等的减免政策，直接减少了家庭对孩子支付的经济成本。各地按照规定，对超生子女父母征收一定数额超生子女费，直接增加该孩子的经济成本。
“社会附加成本-效益”中间接的精神成本或心理成本，是指按照生育政策数量规定，增加或减少父母因生育某孩子带来的精神上或心理上的价值。如对计划外生育子女父母除收取一定的超生子女费外，还要进行批评教育，情节严重者要作一定的行政处理，使超生子女父母承受一定的名誉损失，为该超生子女付出更多一些的精神成本或心理成本。
“社会附加成本-效益”中直接的经济效益，是指按照生育政策数量规定，增加或减少某孩子提供给家庭的货币或实物收入现值。如目前普遍实行的每月5～10元的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父母从领取“独生子女证”之日起即可享受，直接增加独生子女经济效益。一些地方实行的超生子女在户口农转非、就业等方面的滞后政策，即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解决独生子女和计划内生育子女，使得该超生子女可能提供家庭的经济效益受到影响。

中国人口网(http://www.cpirc.org.cn/yjwx/yjwx_detail.asp?id=3954)

如何应对人口减少？

译｜林 瑶

数千年来，世界人口数在逐步增长。随着上一世纪工业革命的开展，世界人口增长近4倍。然而现今，人口增长的速度开始放缓；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妇女育儿的数量已经无法使人口数保持平衡。据统计，世界上9个人中就有4人生活在人口生育率低于人口替换率的国家。去年联合国相关报告指出，至2025年，全球的平均人口生育率将低于人口替换率；人口统计学家预期在本世纪中叶，世界人口会在100亿左右（目前为65亿）达到人口数量最高峰，之后将不会继续增长。
如何使社会经济等各方面发展与人口数下降趋势相协调，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政府现已面临的一个重要使命，包括从德国到俄罗斯的中欧与东欧地区、地中海北部地区，以及如日本、韩国等东亚等国。在俄罗斯，由于没有足够人数的男性青年而促使军队计划招募的人数进一步缩减；在日本，劳动力会在接下来的10年内萎缩近1/5，从而造成大量的智力资本与技术的流失。到2030年，日本和意大利将面临两位在职者赡养一位退休者的状况（现为四名在职者赡养一位退休者）；到2050年，三位在职者就要承担起赡养两位退休者的重担。
对此，政府的职责不在于促使或强迫妇女生育，而是迎合这一生育低峰现象采取社会性调整措施：最有效的应对方法是鼓励人们延长工作年限，提高退休年龄；另外，更多的移民能在一定程度上填补劳动力的短缺；同时，以更好的儿童托管照顾政策鼓励女性走向工作岗位，可使在职者与退休者的人数得以进一步平衡。

(Newsweek，Jul.2nd，2007)

日本人口减少对经济的影响及其应对策略

甘洪倩李岩河北经贸大学郭斯佳河北科技大学

[摘 要]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人口持续减少，老龄化和少子化继续发展。导致日本人口减少有着经济的和社会的诸多原因，而人口的持续减少必将给日本的经济发展带来一系列影响。为此，日本学者以及相关政府机构和社会团体已经开始采取各种策略，积极应对。
[关键词]日本 人口 减少 少子化 经济
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经济持续低迷，与此同时，日本人口不断减少，人口出生率急剧下降，少子化和老龄化不断加剧。在20世纪70年代前5年，日本的年人口出生数超过200万人，而到了1995年这一数字已下降到了120万人，老龄化人口所占总人口比例由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7%左右，到1995年的短暂的25年间，已上升到15%。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对2006年～2055年未来50年的日本人口做了一个推计，依照这个推计表的计算，在未来50年，日本人口将从2005年的1.27768亿人减少到2055年的8.9930亿人，其中，0岁～14岁的人口所占总人口比例将从13.8%下降到8.4%，65岁以上的高龄人口所占比例将从20.2%上升到40.5%，少子化和高龄化必然导致劳动力人口的减少，按此表估算，到2055年，15岁～64岁的劳动力人口将从2005年的8442.2万人下降到4595.1万人。导致日本人口持续减少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晚婚及终身独身者的上升
依据日本总务省在2005年所作的国情调查，日本人的未婚比率为30岁～34岁未婚男性为47.7%%，女性为32.6%%，分别比5年前的国情调查时上升4.8%和6%。日本少子化最大的原因是未婚率持续上升，造成晚婚和独身者增多的原因主要来自女性未婚率的上升，一直以来的终身雇用制度对于长时间劳动、随意调动工作地点的要求，以及事业优先的企业风尚，加之传统的家庭内部分工意识，使得众多从业女性不堪其负，女性为了继续自己的工作而不得不选择独身。而选择家庭生活的女性在失去薪金的同时却又不得不增加结婚和育儿的费用，同时还要忍耐独自守家育儿的孤独，这一切使得女性对婚姻望而却步。另一方面，对于结婚的社会传统压力的减弱、结婚自由度的提高从侧面增加了晚婚和独身者的比率。还有诸如女性经济能力的提高，年轻人对于家业继承和养子防老意识的淡薄，性的自由化和家庭服务机构的完善等等，使得婚姻对于人们越来越成为可有可无的事情。还有许多年轻人由于担心婚后的经济生活，而更愿意选择父母身边的闲适生活。
二、高昂的育儿费用使许多父母选择少生少育
据日本对每个家庭育儿费用的统计显示，从孩子出生到大学毕业的22年时间，日本每个家庭需要支出的包括基本养育费和教育费用从2859万日元～6301万日元不等，这基本相当于一个普通公司职员十年工资的总和。高额的育儿费用使许多父母不得不选择少生少育。虽然日本政府也采取了一些诸如“大家庭税务优待政策”等鼓励生育，但仅仅是税务的减少对于高昂的育儿费用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
除此之外，同当今的中国父母一样，日本人对于孩子作为传宗接代和养老作用的思想意识也逐渐淡薄，取而代之的是大多数人把孩子作为生活的意义，从而更舍得在孩子身上花费更多。出于让孩子过上更好生活的愿望，父母不断增加教育投资，还有基于让孩子继承不动产的考虑，许多人认为孩子还是越少越好。少子高龄化的持续，必然给日本经济带来各种深刻影响。首先，少子高龄化所导致的劳动力人口的减少将直接影响日本经济的成长。充足的劳动力人口是保障经济发展的基础，劳动力供给不足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成长的低迷，而同时大量退休人员的增加，必定会增加储蓄的大量支出，导致储蓄率低下，进而抑制投资，制约劳动生产率的发展。这样，劳动力供给的减少和劳动生产率的停滞将极可能导致以后的经济成长率的低下。
其次，劳动力供给的减少和劳动生产率的停滞所导致的经济成长率的低迷，与高龄化社会相伴的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大，将会对国民生活水平带来极大影响。这种影响首先表现在与高龄化的发展相伴的在职人员负担的增大。伴随着少子化和人均寿命的延长，高龄人口比例增长，少子高龄社会的结果，将导致在养老金、医疗、福利等社会保障系统，现职人员负担的增大。依据日本厚生省在1997年9月所作的社会保障系统的给付和负担比例推算，1995年的总计65兆日元的社会保障供给费，到2025年将达216兆～274兆日元，国民负担比例将从18.5%上升为29.5%～35.5%。这种情况的持续所导致的现职人员所需负担的税收、社保等的增加意味着其实际收入的减少。而对于现职劳动者来说，如果他们的劳动与生活水平的提高不成比例的话，将会在生产、消费两方面，极大阻碍经济社会的活力。
为应对这种人口持续减少状况对于经济的影响，日本经济学者和各相关部门考虑了各种应对策略。
1.整备和改善劳动雇用环境，充分挖掘女性、高龄和其他社会剩余劳动力
众所周知，日本一直以来的雇用环境给女性就业设置了重重障碍，终身雇用、长时间劳动、长时间通勤、异地执勤等一系列强调以事业为重的固定的企业雇用惯行，加之日本固有的家庭分工模式使女性就业者不堪重负，多数女性无法做到事业和家庭的两全，许多女性为了喜爱的工作只能选择独身或不育。而选择家庭的妇女，又不得不承受独自守家育儿的孤独和不安。种种现状使得许多女性对结婚育儿望而却步，从而导致少子化的形成。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少子化的问题，就必须改善当今的劳动雇用环境，制定适合女性就业的雇佣制度，如适当缩短女性员工日工作时间，减少女性员工出差、加班、异地执勤等惯行，改善以往的年功序列制度，给育儿后的女性员工创造重新就业条件等措施。同时，社会上积极完善各种社会服务体系以减少女性员工的家庭负担。日本政府在2005年底的内阁会议上，通过了一份从2006年起的《男女平等参与基本计划》5年计划。其内容是，为了帮助因为生儿育女或照顾老人而不得不放弃工作的女性重新走上工作岗位，政府将在5年时间里在全国设立12所职业介绍所；建立网上培训制度，使女性可以一边在家照顾孩子一边接受培训；普及短期工作制度以帮助女性兼顾工作和家庭，等等。工作环境的改善，不仅可以帮助政府挖掘女性人力资源，同时还可扼制少子化的发展，可谓一举两得。
还有，日本的农林水产业、运输业、通信业以及批发零售业等产业部门生产率低,有着庞大的劳动力资源,如果提高这些部门的生产率水平，就能释放出大量剩余劳动力。日本因公共事业和住宅投资过大,建设业占GDP的比率比欧美发达国家高5个百分点之多,建设就业人员占全体就业者的比率比欧美国家也要高近5个百分点。如果将日本从事建设业的劳动者数量降低，则又能释放出众多的劳动力。
除此之外，充分利用高龄、残疾等其他社会剩余劳动力也成为缓和劳动力人口供给减少现状的途径之一。为缓和当今的劳动力人口减少现状，需要唤起各种拥有劳动能力人群的就业意识，并为他们创造适合的就业环境，使每个有劳动意愿的人都能得到相应的就业机会。2000年以来，已陆续有一些日本企业开始采取提高退休年龄、为高龄员工创造半日工作制等灵活的雇佣方式。还有一些企业依据自身特点，实行网上办公、家庭作业等形式，充分挖掘各种剩余劳动力资源。
2.维持企业和个人的活力和竞争力
为此，日本一方面鼓励技术革新，推进人才培养机制，着手开发高附加值产品领域。另一方面，整顿物流能源情报通讯系统，创造能够最大发挥企业经营资源的组织机制，创造一流的国际性的企业机制以应对不断加强的国际化竞争。
3.建立公平安定的社会保障制度
为避免高龄化所导致的现职人员负担的增大以及少子化的推进给现职人员的未来所造成的不安，日本着力改革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以期实现年金保健和医疗保险制度的公平，2000年以来，日本的社会保障机构已逐步实施推迟领取养老金年限等措施，同时，在宣传上，提倡重视预防医学、注重身体锻炼、改善膳食营养、养成良好生活习惯等，以减少医疗费用的支出，同时，各种志愿者服务体系也从另一方面提供各种支援，共同保障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和安定。
作为与我国一衣带水的邻邦，中日两国在各个方面都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我国的人口问题与日本的人口问题在诸多方面存在着相似的问题，而日本今天的人口问题及人口政策，也必然会给我国的人口问题及相关政策提供借鉴。

劳动人口减少后对中国未来的影响

仲大军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北京100000）

[摘 要]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人口这一资源早已纳入全球配置之中。虽然目前劳动力还不能自由流动，但在本国生产出口货物，就视同于人口资源出口。而我国目前严格的生育政策，不仅会产生不利于本国人民生活的结局，也将给世界经济带来重大影响。在发达国家相继进入老龄化的时候，如果中国也紧随其后步入老龄化阶段，将对自己的发展极其不利。如果中国能继续保持相对充裕的人力资源，对全球则是个有益的补充。
[关键词]老龄化计划生育劳动力
[中图分类号]F24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6623（2006）01-0039-03
[作者简介]仲大军（1952—），山东济南人，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最近，美国兰德公司在互联网上发表一篇《2020年，中国会非常穷》的报告称，“到202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会使工作人口与不工作人口的比率成为世界上最糟糕的，比日本更甚。如果没有特效的新政策的话，中国的经济在那个时期就会狠狠地撞墙。到2020年，以我们的标准来看，它会是一个非常穷的国家。”兰德研究人员的推论有没有道理呢？我看是有一定道理的。
对于我国未来人口结构变化，不仅外国研究机构看到一些不妙的前景，我国的学者也开始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多年以来，中国从未从资源角度和国际角度来思考人口问题。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中国与世界打交道主要依靠的是什么？实际上是人口，即充沛的劳动力资源。就是仗着如此大量的劳动大军，中国成了世界工厂，成了世界经济的生产基地。一旦中国人口这一宝贵资源减少，影响的将不仅是中国社会和中国经济，而是整个全球经济。目前中国散布在全球的经商、打工和偷渡人口至少在一两千万，这给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注入了活力。如果将来中国的人口输出减弱，美国、日本、欧盟经济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中国应当珍惜人口这一资源的产生，决不能把这一优势看做负担。如果错误地估计形势，一二十年后不良后果就会显现。这些国际经济的问题应该引起那些搞人口研究的学者和计生部门的足够重视才对。
今天的中国经济，进出口贸易已经占到全国经济比重的70%，可以说有近一半的劳动力是在为国际市场干活。中国生产了世界家电产品的大约1/3，服装产品的大约50%，钢铁产品的大约30%??在简单的制造业领域，世界大约有1/3的产品是在中国制造的，中国已担负起许多领域大宗商品供应商的角色。中国对世界经济的重要性已经使欧美发达国家不敢小看，甚至连美国也不敢轻易将中国视为战略敌人。
为什么中国能被人称作“世界工厂”？主要原因是中国有着庞大的廉价的劳动力大军。正是这一劳动力资源优势，使全球的简单生产转移到中国来。换一种角度来看这一现象，实际上中国是在向世界出口劳动力产品。劳动力成了中国最具竞争优势的工业资源！
就像从美国进口粮食是从美国进口土地一样，外国从中国进口工业品实际上是从中国进口劳动力，在全球化的情况下，中国庞大的劳动力足不出户就实现了跨国转移，实现了出口劳动力的效果。但这一事实多少年来却很少被中国社会所认识，社会上流行的总是人口太多、劳动力过剩的抱怨。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国内独生子女的计划生育政策一成不变地实施着，自上世纪70年代初以来，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连续实施30多年了。如果这种状态继续下去，再有15年，中国将出现劳动力短缺的现象，再有20年，中国经济将出现大滑坡，由中国人口引起的世界范围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将严重地显现出来。
美国兰德公司的报告并不耸人听闻，反而很值得我们注意。研究国际问题的学者都注意到，日本和德国这样的国家，自90年代起，都已进入劳动力输入、人口输入阶段了。21世纪，很多欧美发达国家都将需要依靠发展中国家的年轻劳动力维持生存。
美国有学者早已看出这种依赖性。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大学杰瑞米·西格尔教授认为，美国的“婴儿繁荣期人”（战后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两三年后即将进入退休圈，随着“婴儿繁荣期人”进入退休年龄，西方开始进入老龄化新阶段，要相对维持原来的生活水平，一个方法是推迟退休年龄。现在，美国的退休年龄已经悄悄地增加到了67岁左右。西格尔认为，美国人的退休年龄将不得不推迟到73岁，而这一点在35至40年间就必须做到。这意味着：退休年龄进一步接近期待寿命，人们在退休后将平均只有9年时间可以颐养天年。美国人已经看到了自己的惨状，并且，西格尔教授甚至认为：只有依靠中国和印度等国的人来大量采购股票即企业，此间的退休者才能保持生活水平。退休后舒舒服服过日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是因为这一代人将是生活在股票债券供大于求的时代的第一代人。
杰瑞米·西格尔教授的观点非常值得中国人关注，西格尔认为，只有积极的生产性的投资才能带动经济发展。存款和投资于股票所起的是一种消极作用。他认为日本是一个非常保守的社会，他们宁可存款而不愿投资。结局是：日本陷入停滞。西格尔教授认为，积极的投资只能来自全球化，来自中国。全球化给西方世界提供了惟一的机会，未来若干代的年轻人80%来自发展中国家。假如没有第三世界的人来收购，美国人的股票市场会像日本一样崩溃。有人说，如果说期待中国人来购买西方股票，但中国自己不也处于一个老龄化过程中吗？西格尔就此指出，中国将不得不改变它的一胎政策，将来55岁退休也会变得不可能。
美国的人口状况是这样，欧洲国家的老龄化比美国已经更厉害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全然没有意识到这种有利的国际环境，没有意识到人口对自己国家的重要性，仍然执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这种政策，既对自己的发展带来极大危害，又将对世界经济带来不良影响。
我国老年人口的比重在2000年就达到了国际老龄化标准——65岁及以上人口占7%，2003年已上升至8.5%。我国老龄化的增速快于世界，1990～2000年，世界老龄化人口的平均增速为2.5%，同期我国为3.3%，并且，今后十几年里，我国老龄化增速还会加快。到2020年，老龄人口可能达到4亿人，劳动力短缺的状况会立刻显露出来。
迅速的老龄化已经使我国的养老负担迅速增加。1982年，我国养老所用的离退休金为17亿元，2003年增加到4089亿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增长48倍，年递增17%，明显快于GDP的增长速度。并且，养老金的缺口越来越大，2004年，我国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空账已达7400亿元，而且每年还会以1000多亿元的速度增加。据有关部门测算，养老金的累计缺口已高达2～6万亿元。最近，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已向国务院递交了一份关于养老金的累计缺口的预测，到2020年也无力填平，中国的养老能力将出现长期入不敷出的状态。
这是按当前计划生育政策测算的结果，如果适当放松人口增长，情况又会怎么样呢？一定数量后续人口的补充是否可以减轻我国养老负担的压力？实际上在发达国家出现老龄化现象后，中国的人口意义已经不仅限于国内，而是为了应对全球性老龄化的需要。中国已经没有什么自然资源可以出口，只有人口一种资源。如果中国连自己这惟一的资源也人为地限制住，那将是作茧自缚。
鉴于此，建议我国有关部门和最高领导应重新研究人口问题，要将人口与整个国际环境结合起来研究，视野一定要宽。人口对于我国来说，既是一种挑战，又是一种机遇！中国应当将这一波发展的势头维持下去，适时进行平缓平稳的人口结构过渡，过分严厉的人口政策必将对经济和社会带来剧烈的震动。我们需要未雨绸缪。
2005年国庆节期间，我到河北徐水县一个村庄走访，发现村委会的院子所有的房间都成了计划生育办公室，到处写满计划生育的内容，整个村委会变成了“计生委”。这种现象使人感到，当前农村的工作几乎围绕着计生工作在转，村干部大量的精力和时间花在计划生育工作上。中国农村对计划生育工作的投入是巨大的。为了遏制人口增长，中国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
但是，这种代价对于我们的未来合理吗？假如几年后，中国城市中断了来自农村的大量廉价劳动力和富余人口，中国的城市经济和城市生活将发生何种变化？我们想清楚了吗？珠三角、长三角这些劳动力密集的加工制造工业区，将何以维持？中国国际贸易将如何进行？难道到那一天，中国也会变成只输出知识产品的发达国家？难道那一天中国会希望有大量外部的廉价打工仔涌进中国？难道中国将依赖缅甸、老挝、越南的劳动力？这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
最后我们还要看一下充裕的劳动力对我国经济发展到底产生了多大的影响？据蔡日方等学者研究，1982至200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与总抚养比（被抚养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下降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达到了26.8%，有四分之一以上的人均GDP的增长是靠人口年龄结构优势获得的。我国1979到2003年的经济增长率为9.1%，其中资本贡献了4.4%，劳动力贡献了2.3%，全要素生产率（TFP）贡献了2.7%。从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来看，正是我国的“人口红利”延缓了资本递减的速度，为调整经济发展的方式赢得了时间。也就是说，中国近30年的经济高增长，是与“人口红利”分不开的。因为正是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21世纪前10年这3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的供给达到了最充分的状态，从而对经济的增长和发展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但是，要知道，大约到2013年，中国的人口红利就将耗尽，劳动力供给优势将不复存在，那时，我国依靠“人口红利”的发展模式也将走到尽头。难道中国非要急来才去抱佛脚吗？

地球的威胁：人口爆炸？人口减少？

文/本刊记者 胡俊生

——专访社会学家周孝正教授

人们一直认为，人口爆炸对资源有限的地球是威胁。而近年来有人说，如今对地球的威胁不是人太多而是人太少。甚至有人质疑我国的基本国策——计划生育政策。世界人口真的在减少？人口减少又会怎样影响未来世界？我国的人口发展趋势又将如何？
对于小俩口都是独生子女的夫妇，春节是到父母家过年还是到岳父母家团聚，着实让他们为难了，但最终3个家庭还是能达成共识：除夕一起到饭店吃年饭，守岁过年。这是计划生育带来的一个小插曲。然而，世界人口爆炸或减少带来的经济社会问题，如老龄化、人口结构问题等等，可就没有吃年夜饭那么简单了。
对中国人来说，人太多了，人满为患是共同感受。人们一直认为，人口爆炸对资源有限的地球是威胁。而近年来有人说，如今对地球的威胁不是人太多而是人太少。甚至有人质疑我国的基本国策——计划生育政策。世界人口真的在减少？人口减少又会怎样影响未来世界？我国的人口发展趋势又将如何？本刊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周孝正教授。
发达国家人口正趋减少
《绿色中国》：一提到人口问题，人们就会想到世界人口太多，尤其是第三世界，如约旦河西岸的拉马拉、苏丹的达尔福尔等，人们面临着饥荒、贫困、瘟疫、战争、失业，以及对日益短缺的自然资源的争夺等。联合国曾指出：除非出现戏剧性的变化，否则到了2050年，全球50 个最贫穷的国家的人口将会增加两倍，达到17 亿。但另一方面，又有人认为，世界上不少国家和地区出生的人数越来越少，生育率自1972年以来已下降了一半，由每位妇女生6 个子女下降到2.9个。人口统计学家称生育率还在下降，而且下降的速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快。还有的人口学家预测，虽然世界人口还会持续增长，从目前的64 亿增加到2050 年的90亿左右，但之后就会急剧下降。对这个问题您怎么看？世界人口是否真的太多了？您认为人口爆炸问题是否将成为过去？
周孝正：世界人口问题单从数量上来说有两方面，一是发展中国家人口爆炸，二是发达国家人口萎缩，现在萎缩最严重的是俄罗斯，其男性人口的平均寿命为58岁。西方国家白种人数量也在下降，如法国、德国等，但由于其境内阿拉伯人的出生率很高，所以总的来说人口下降要缓慢一些。
《绿色中国》：以前的欧洲和目前亚洲的情况显示，财富会减低人们的生育欲望。社会学家瓦腾伯格说：“资本主义是最好的避孕药。”韩国的总生育率从2000年的1.47个下降到2002年的1.17个，新加坡总生育率从2001年的1.6个下降到2003年的1.3个以下，中国香港的生育率为0.93个，属全球最低水平之列。韩国卫生与社会事务所人口统计学家金先生说：“经济危机带来的严重失业使年轻人备受打击，他们比以往更晚结婚，也不想生那么多小孩。”您如何分析这种现象？
周孝正：现在中国也呈现这种趋势，很多城市白领不愿意生孩子。其实，想控制生育相对来说比较好办，想让不愿生育的人改变主意则不是很容易的事。如新加坡，政府给予生育补贴，但不少人还认为这是个人的事，政府鼓励生育是侵犯人权。但我不同意“资本主义是最好的避孕药”这种说法，最好的避孕药应是公民意识，即自由、负责任地决定自己的行为。
另外，我认为经济压力对人口基本上没有影响。比如，贫穷地区的人们往往多生，部分原因是他们无避孕的药品和器具，也没有人向他们提供这方面的知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有生育能力的就生，不涉及想不想的问题。而在城市里，人们少生或不生孩子的原因也不仅仅是为了多挣钱、追求更好的生活，因为好的生活不仅仅包括经济方面，还包括情感、生命过程的完整等。借口压力大和经济问题不生孩子根本站不住脚，是一种误导。
人们发展经济是为了幸福，而人的幸福最起码包括3件事。第一是新鲜的空气，这就是《京都议定书》产生的原因；第二是清洁的饮用水；第三是绿色的食品。随着经济的发展，这3 件事反而成为不可求的了，如果再加上不养育后代，问题就更加严重。这已引起了人类对自身发展的反思。
我国人口现状、趋势及对策
《绿色中国》：2003 年，中国人口达到13 亿。您如何看待中国人口的现状？
周孝正：对于中国来说，判断事情对错的依据主要是科学发展观的3个要点，即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如果从这3 个方面来衡量，许多人对中国人口的看法都是片面的。一提到中国人口，人们就说太多。其实，他们只看到数量，没看到质量和结构。众所周知，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口数量合适，但老年人较多，我们就称之为人口老龄化；如果男性多，女性少，我们就称之为男女比例失调；如果数量合适但素质很低，也存在问题。总的来说，人口问题包含3 部分：数量、结构和素质，而我国人口在这3个方面都有问题。
从复杂化的角度来说，中国就是一个世界，世界人口数量方面存在的问题中国都有，那就是城市高素质人口萎缩，乡村低素质人口爆炸。从1980年到1990年，我国妇女的平均生育率是2.47，其中农村为2.84，即平均每对夫妇生两个半孩子；城市为1.33，即每对夫妇生育1 个孩子，同时负担4 位老人。城市人口萎缩、老龄化，农村人口还在增长。所以说，在人口方面，中国是个二元社会。二元即城市一元，农村一元，而且城市和农村的人口问题是完全不一样的，前者是萎缩且素质高，后者是爆炸且素质低。因此，要说人口问题首先要分清这一点。
结构问题则包括年龄和性别两方面，年龄结构失调则意味着人口老龄化，性别比例失调则会影响婚配率，进而影响社会稳定、精神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
《绿色中国》：在亚洲，日本已经或即将进入人口减少期。按联合国预测，今后40年内，日本现有的1.27亿人口将减少四分之一。日本人口老龄化（平均年龄为42.3岁）一直是新闻关注的焦点。联合国资料显示，中国的生育率已经从1970年的5.8个子女下降到目前的1.8个。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报告指出，生育率下降加上人口寿命的不断延长，这意味着中国的人口在一个世代期间的老龄化程度，就如同欧洲在过去100年经历的那样。预计到2015年，中国人口的年龄中位数将是44，平均年纪超过美国。2019年或稍后，中国人口将会达到15亿的高峰，然后开始锐减。您如何看待我国人口的增长和下降？
周孝正：在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北京大学的马寅初提出，中国人口增长太多、太快。当时刚解放不久，妇女的生育率达到6.25。马寅初提出，每对夫妇生育两个或三个孩子，最好是两个。1971年周恩来提出，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也就是说，生育政策基调是两个孩子。实施这项政策后，我国妇女的生育率从1970年的5.81下降到1980年的2.24。1980年，周恩来提出的基调被改为一个孩子。但1980 年到1990年10年间中国的平均生育率是2.47。许多人都说独生子女政策为中国控制人口数量问题做出了贡献，一提起计划生育政策总是与1970年的5.81比，少生了3亿，但1980年其实已下降到2.24，再往后又上升了。可见独生子女政策对控制人口数量作用不大。
党的十二大提出，到2000年，我国人口应控制在12亿。当时提出这个目标是以1980年的2.24为参考的，也就是说，仍是以一对夫妇生两个孩子为基准。但实施独生子女政策后，生育率达到2.47，结果到了2000 年，我国人口是13亿。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将会造成赡养系数过大，社会就会出问题。要解决中国的人口问题，就必须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而不能光靠数量控制。
《绿色中国》：在我国，由于受传统观念“多子多福”的影响，尤其在落后农村，贫穷并不影响生育，而是越穷越生。在城市，由于人们面对生活、就业的压力，不愿多生育，甚至出现“丁克”家庭、独身现象，确有人口出生率下降的趋势。这种情况势必影响我国人口结构和素质，我国的生育政策又该如何？
周孝正：提高妇女的文化程度是解决高生育率问题的根本途径，“但是目前我国妇女的平均文化程度是小学，我们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让妇女的文化水平提高到大专以上，所以靠提高妇女文化程度的方法解决生育问题对我国来说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然而现在所面临的一个新问题是，在农村人口增长幅度相对较高的同时，文化程度越高的人生育数量越少，或者不生，大量城市开始出现人口负增长。“人口学上这是‘人口素质逆淘汰’现象，也就是说，不是人口素质的‘优胜劣汰’而是‘劣胜优汰’。”在中国，妇女的学历水平每提高一个档次便少生一个孩子。文盲妇女平均生育5.86个孩子，小学文化为4.80，初中为3.74，高中为2.85，大专以上是2.05。独生子女政策的弊端是控制了高素质人口的增长，应该允许知识分子等综合素质高的人口生两个孩子。对此教训必须实事求是。
人口、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绿色中国》：有人说，现在中国还很贫穷, 原因就是人口太多了。中国的水资源、矿产资源等自然资源总量都位居世界前列, 但如果按人口平均，就可能排倒数第几位了, 这难道不是由于中国人口太多吗? 如果中国人口减少一半, 那么人均自然资源就会比现在多一倍, 人均GDP 也会比现在高一倍。有人说，中国实行计划生育，主要是为了解决资源约束和就业这两个问题。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周孝正：中国许多问题其实不是人口问题，和以色列相比就很清楚。后者的人口密度是300人/km2，而中国是140人/km2。而且，以色列在自然资源、地理条件、国际生存环境等方面都面临严峻考验，但经济发展良好，说明人口并非主要影响因素，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制度才是关键。
从世界各国的人口密度看，我国的人口密度是140人/km2，但都集中在东南部，也就是从云南的腾冲到黑龙江的黑河，这个区域面积占国土面积的40％，却集中了90％的人口。也就是说，有半个中国的人口密度约为240人/km2。世界上人口密度超过240 人/km2 的国家不少，如日本是340 人/km2，德国和英国都是240人/km2。也就是说，德国和英国全国的人口密度相当于中国东南部的人口密度。因此，如果说人口多导致贫穷，这是人口数量决定论的说法，是非常片面的。在人口数量背后掩盖着的是人口的质量和结构，还有政治文明。这也是为什么十六大鲜明地提出要积极稳妥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因之一。原来我们只是说精神文明、物质文明，没有提政治文明，因为政治文明说到底是制度文明，一种制度性的安排。所以说，提到一个国家人口与经济的关系，我认为关键不在数量，而在于质量和结构，还有政治文明。这3 个问题一起抓，才能解决我国的人口问题。
我们在给全国人大常委的总报告中的题目就是“中国应当养活并养好18亿中国人口”。中国前50年净增8 个亿，后50年净增5 个亿。按这个增加速度，到2050年，是17到18个亿。那么，中国能不能养活养好这些人口？应该养活，也应当养好。说一个例子：耕地。中国目前有可耕地30亿亩和13亿人口。中国人均耕地为一亩半，日本为7分地，以前日本打世界大战的借口就是面积太小，而现在，日本还是发展得很好。以色列的节水、节地也非常了不起。以色列国土面积的60％是沙漠，年降水量25 毫米，结果他们的蔬菜水果还出口。因此，用中国30亿亩可耕地养活18亿人没有问题，还能过上富强、民主、文明的生活。但前提是不能发生战争。
有人说，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为了解决资源约束和就业问题，其实这是片面的。在自然资源方面，如日本、韩国、以色列、英国，包括德国在内的国家，人均自然资源比中国稀缺。在就业问题上，目前的状况是很多人没活干，但也有很多活没人干。
无论从纵向还是从横向比较，都能得出人口数量与国家贫富无必然联系的结论。地球上不乏资源丰富，但国家贫穷的例子，中国就是其中之一。从秦始皇到康熙，大约2000 年来，中国人口一直没有达到1亿，直到晚清康熙、乾隆时期才达到这个数量。在中国这么大的国土上，人口这么少，到封建王朝灭亡前夕，仍然出现了“饿殍遍野人相食”的惨剧。而现在，中国的国土面积和以前差不多，城市的发展还占用了不少耕地，人口也增加到13亿，但我们仍然吃饱喝足了，正在为实现小康而奋斗。因此，怎能说越生越穷呢？另外，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上其他国家，大多数发达地区的人口都相当密集，如澳门、香港、东京、以色列等，也说明人口数量多并不必然影响经济发展。《绿色中国》：专家预测，我国未来10年，包括独生子女与独生子女、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组成的家庭将达到千万个，并逐步成为社会的主流。独生子女的增多在经济生活、传统道德等方面会带来怎样的问题？
周孝正：我们主张一对夫妇生两个孩子，就是“儿女双全的新人口战略”。为什么呢？独生子女没有兄弟姐妹，感受不到手足之情。现在的科学成果反复证明，家庭中的同龄伙伴对儿童的健康不可或缺。人有七情六欲，其中的亲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手足之情。但是我国城市里的独生子女则无法体验到这种情感，这也是他们一个非常突出的缺点。而且，独生子女不仅没有兄弟姐妹，也没有表亲，父母一死，他就是“遗孤”。这种现象不符合可持续性发展的要求。
独生子女政策其实是一个浮躁和浅薄的表现，认为中国一切的难题，如乘车难、读书难、就业难、就医难等等都是由于人多造成的。我国人口政策从毛泽东时期的鼓励生育到20世纪80年代倡导的独生子女政策，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其关键都在于把人口数量视为决定性因素，都是错误的。我们还是主张周恩来总理提出的人口基调。世界银行在对中国的调查报告中也说，一对夫妇两个孩子显然是合理的。夫妻两人去世后留下两个孩子，人口不增不减，家庭结构也是2-2-2，较为合理，不像现在是4-2-1。生一个孩子是急刹车，而急刹车的代价极大，限制了素质高的人口。所以，我们现在强调和谐、全面、可持续发展。而独生子女政策是不可持续的，它非但没有限制人口数量，还使人口质量下降、男女比例失调、人口老龄化，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就无法实现。
一对夫妇生两个孩子，最好是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儿女双全的新人口战略是解决中国人口问题最好的选择。如何能够做到呢？我认为这是一个人类生殖新技术的问题，能够解决。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们接受了国家自然基金的资助，研究的项目就是儿女双全的新人口战略，或者说是控制农村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的基础科学研究。这个基础科学研究就是要用一套先进的制度文明、技术文明和精神文明来解决人口问题，其中的技术路线就是一对夫妇生两个孩子，如果他们愿意，我们可以运用技术促使其生一个男孩，一个女孩。这样，全国的老百姓基本上都能真心实意地接受儿女双全的新人口战略从而解决人口问题。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委托，我们对中国农村人口的生育意愿进行调查，结果很简单，那就是中国绝大多数农民都愿意生两个孩子，而且是一个男孩，一个男女孩。
因此，无论从民意或技术上说，这一新战略都是可行的。与其滥用控制胎儿性别的技术造成出生性别比例严重失调，不如有组织、有计划、有控制地运用新技术。因为，任何新技术都是双刃剑，比如核子技术和克隆技术，关键在于人们如何加以控制。如果控制好了，大家都能生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何乐而不为？当然，如果控制不好，则会造成男女出生比例失调。目前中国男女比例已接近120∶100，而适当的比例应是103-106∶100，这已经引起了世界震惊。这一比例严重失调的原因是滥用技术。因此，我们认为，当一项技术产生时，禁止使用是不可能的，关键在于是滥用还是有控制地用。
《绿色中国》：人口生育率一旦下降，鼓励生育的努力就很难见效。上世纪80年代，新加坡政府极力撮合年轻人约会和结婚的计划，也只不过是减慢了每户出生人数减少的速度而已，汉城的第三个子女哺育补助和免收幼稚园学费的措施的效果也好不到哪儿去。我国是否要未雨绸缪？
周孝正：严格的人口政策给国民年龄结构和整个社会发展带来了严酷的转变。这个时候，提前规划是自然而然的选择，应通过计划生育政策的某种微调来优化越来越多的“4-2-1”的脆弱的家庭结构。更重要的是，生育政策开始更多地服务于生育观念的调整和丰富。
在不得不维持控制人口政策的同时，中国正在尽力使其国民相信，生育是一件自然的、私人的事情，当然这很难，但在人口和资源的刀锋上保护平衡本身就是这么困难。
注释：
1、人口红利
简介
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成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红利”在很多情况下和“债务”是相对应的,因此，在我们享受“人口红利”丰厚回报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今后可能会面对的人口“负债”。
一国人口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在造成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同时，少儿抚养比亦迅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于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人口经济学家称之为“人口红利”。中国目前的人口年龄结构就处在人口红利的阶段，每年供给的劳动力总量约为1000万，劳动人口比例较高，保证了经济增长中的劳动力需求。由于人口老龄化高峰尚未到来，社会保障支出负担轻，财富积累速度比较快。
人口红利的效益
严格来说，任何完成了人口转变的国家，都会出现这样一种“人口红利”。但最早实现人口转变的西方发达国家，人口转变因经历时间较长，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和经济增长的关联并不十分明显，也很少有人注意到所谓的“人口红利”效应。而许多新兴工业化国家尤其是东亚国家因为人口转变的历程较短，往往只用几十年的时间就走完了发达国家上百年才完成的人口转变历程，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和经济高速增长之间因而表现出了非常强的关联性，人口转变给经济增长带来的“红利”效应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注意。
日本是亚洲最早实现人口转变和经济腾飞的国家，“人口红利”也出现得最早，大约开始于1930~1935年，结束于1990~1995年,持续了60年左右的时间。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韩国、新加坡、香港、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越南等在内，差不多在晚于日本30年后出现“人口红利”，目前这些国家都正处在人口的“红利”期。
“人口红利”必然带来经济增长吗？观察上述处于“人口红利”期的国家，不难发现，这些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发展差异巨大。最富裕的国家如新加坡人均GDP超过3万美元，而最穷的国家越南人均GDP在2005年仅有600多美元。相同的“人口红利”期所导致的经济增长的不同结果意味着“人口红利”并不必然导致经济增长。
事实上，“人口红利”更像一个机会，只有抓住这一机会并加以很好利用才能使“机会”转变为“红利”。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口红利”只是经济增长所面临的一个有利条件：在一定时期内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而这一“有利条件”或者说“优势”能否转变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成果，显然依赖于劳动力资源能否得到充分利用。如果在“人口红利”期，劳动力资源无法得到充分利用，则当人口的“机会窗口”关闭后，“人口红利”也会随之消失。
2、人口零增长
人口零增长是指人口出生数和死亡数相等，人口的年自然增长率为零，从而人口规模维持在一个固定的水平。
这是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一种西方人口理论。1972年，麦多斯等人受知名的罗马俱乐部委托，讨论人类现在和将来的处境。他们写了关于人类前景的报告《增长的极限》，提出了人口实现零增长的观点。零增长理论是建立在人口增长、粮食短缺、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的基础上的。为了避免世界末日的来临，他们断言，出路在于使全球保持均衡，使人出生与死亡人数相等。人口零增长理论是出于对世界前途的悲观估计。但是，50年代以后，发达国家人口增长率都在下降，甚至出现零增长和负增长，并且这样的国家还在增加，所以从长远看，存在着人口零增长的趋势。
专家以为，从1万年或10万年看，任何人口正增长率或负增长率都会造成人口膨胀或人口减少，以至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人类发展最终目标之一就是实现人口零增长。中国今后一个时期的人口总量仍将以年均八百万至一千万的速度持续增长，人口总量正逐步向十五至十六亿的安全警戒线逼近，实现人口零增长至少还需三十年左右。http://lijiwei19850620.blog.163.com/blog/static/978415382009025311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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