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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cqg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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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地学名人堂【地学名人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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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1-5-24 20:45 | 显示全部楼层

地学名人之汤中立

汤中立(1934.10.30-)地质矿产勘查专家、矿床学家。安徽省安庆市人。1956年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甘肃省地质矿产局高级工程师,并任长安大学教授。在陈鑫先生指导下,依据找矿线索,发现金川镍矿。评价了第一矿区特大型勘探基地。发现第二矿区深部厚大富矿体,致使其跃升为世界第三大铜镍矿。研究总结了金川矿床模式和中国镍矿成矿规律,提出了“小岩体成大矿”的学说,促进新的镍矿勘查工作。以上工作一举结束了我国缺镍少铂的局面,步入了世界镍资源大国的行列,为金川镍工业的产生奠定了资源基础。1981年国务院批准建立金昌市,从此昔日的荒山戈壁,变成了名扬四海的镍都。
  汤中立先后荣获甘肃省委、省政府科技先进工作者;地矿部全国地矿系统劳动模范;甘肃省政府、地矿部联合授予“祖国镍都开拓者”荣誉称号;甘肃省优秀专家;国家出版局著作出版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李四光地质科学家荣誉奖;金川集团公司科技进步一等奖。
  汤中立院士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言传身教,严谨治学,先后培养出多届优秀硕士生、博士研究生,他们均以优异的成绩走向工作岗位,并相继担任重要的技术职务,在各自岗位中为国家再创辉煌做贡献。
  主要学术简历:1956年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同年4月赴地质部甘肃省地质局祁连山地质队,从事地质矿产普查等技术工作,历任分队长和技术负责人。1959~1972年任地质部甘肃省地质局第六地质队工程师,大队技术负责人;1972一1980年任甘肃省地矿局区域地质调查队总工程师;1980~1981年任甘肃省地矿局副总工程师1981—1994年历任甘肃省地矿局总工程师兼地矿局副局长,甘肃省矿产储量委员会副主任、常务副主任;中国地质学会西部开发委员会副主任。1989年晋升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1995年荣选中国工程院院士;1998年当选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2002年任长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学术成就、获奖和称号:汤中立院士长期从事矿产勘查和地质矿产研究工作,是中国镍矿工业和甘肃省金矿工业的开拓者之一,其重大贡献是对金川镍矿的发现和二矿区深部隐伏矿体的勘探和突破,使该镍矿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镍矿。
  通过数十年对金川等矿床的深入系统研究,提出了“深部熔离——一期或多期贯入成矿”及“小岩体成大矿”等岩浆成矿理论,并建立了以甘肃金川、吉林红旗岭、新疆喀拉通克、河北铜硐子四个小岩体铜镍矿床为代表的“深部熔离一贯人”的组合成矿模式。该理论成果在国内外被广泛引用,使我国在岩浆硫化物矿床研究领域的科学研究水平跻身于世界前列。
  数十年来,汤中立院士一直致力于我国镍矿事业的研究工作,先后出版学术专著5部,译著2部,撰写和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其代表性论著有:《中国镍矿
  床》、《金川铜镍硫化物(含铂)矿床成矿模式及地质对比》、《中国岩浆硫化物矿床的主要成矿机制》、《中国硫化镍矿床类型及成矿模式》等。先后荣获甘肃省科技先进工作者、地矿部全国地矿系统劳动模范和甘肃省优秀专家光荣称号,1986年被甘肃省政府和地矿部联合授予“祖国镍都开拓者”荣誉称号;近10年来,汤中立院士主持的国家级和部级重大科研项目10余项,多项获奖,其中获国家科学技术二等奖l项,李四光地质科学奖l项,甘肃省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金川集团公司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
  汤中立院士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言传身教,严谨治学,先后培养出多名优秀
  硕士、博士,他们均以优异的成绩走向工作岗位,并相继担任重要的技术职务,为地质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目前汤中立院士正在承担的科研项目有:“中国大陆重要地质成矿时期大规模成矿作用及时空结构”;“中国西部镍钴铂族资源潜力及可持续开发利用”;“古生代大规模成矿作用”和“中国超大型岩浆镍铂矿床成矿预测”等,为中国地质调查局、中国工程院重大研究项目。
  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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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学名人堂【地学名人汇总】

地学名人之陈毓川
      陈毓川(1934.12.7-)矿床地质专家。浙江省平湖县人。1959年毕业于乌克兰顿涅茨理工大学。国土资源部研究员、原地矿部总工程师。长期从事矿床地质、地球化学、区域成矿规律、成矿预测研究及矿产勘查工作。系统、深入研究广西大厂超大型锡多金属矿床、矿带地质,为指导找矿及总结成矿规律作出了贡献;深入研究宁芜、庐枞、南岭及全国区域成矿规律及找矿方向,提出宁芜玢岩铁矿成矿模式,在国内开拓区域矿床成矿模式研究领域,系统总结华南花岗岩有色、稀有矿床及陆相火山铁矿成矿规律,促进了全国火山岩区及花岗岩区的地质找矿工作;与程裕淇等研究提出矿床成 矿系列概念,发展区域成矿理论,广泛应用于指导找矿;“六五”以来负责地矿部门固体矿产勘查工作,“七五”期间负责全国金矿找矿工作,取得突出成绩。先后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出版专著14部,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一项、二等奖四项、三等奖一项、自然科学奖三等奖一项。1986年获人事部授予的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1997年获李四光地质科技工作者奖、2004年获光华工程科技奖。
  199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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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印佛
常印佛,矿床地质学家和矿产地质勘查专家,1931年出生于江苏泰兴,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地质系。1964年以前主要从事矿产勘查;1965—1974年,由地质部先后派往越南和阿尔巴尼亚从事援外地质技术工作;1978年以后,供职于安徽省地质局(后改称地质矿产局),现在安徽省国土资源厅工作。1991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94年被遴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曾是中国地质学会理事,安徽省地质学会理事长,现为安徽省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


  常印佛长期致力于矿产地质勘查和研究,先后参加和主持过多项大型勘查和科研项目。
  在矿产勘查方面:1952年他参加了地质部321队由郭文魁院士主持的安徽钢陵铜官山铜矿勘探工作,随同陈庆宣院士从事外围区域普查,该项工作找到了贵池铜山铜矿和黄山岭铅锌矿,经后续工作证实均为中型矿床,已被开发利用。他参加了1953年铜官山"中间"地质报告的编制工作,又负责编制了1955年的"最终"地质报告,这两份报告都是矿山和冶炼企业首期建设的地质依据。
  1957年以后,常印佛负责铜官山外围地质勘查项目的技术工作多年,该项目系统地开展了区域地质矿产调查、找矿、勘探和地质研究,发现和探明了一批铜矿产地,包括狮子山和凤凰山等大型或大中型矿区在内,大幅度地增长了储量,开拓了新的找矿前景,为铜陵有色金属熔炼基地的扩建提供了资源保证。与此同时,通过沿江各省地质工作者的共同努力,长江中下游成矿带已成为我国目前最大的铜矿带,而该带的矽卡岩型铜矿也成为我国重要的铜矿类型,明显地有别于该类型在世界范围铜矿中处于次要地位的状况,构成中国矿床和勘查工作的一个特色,常印佛是其中做出重要贡献者之一。在此期间,他还组织实施了我国最早的一幅(铜陵幅)1:50000地质调查,大大提高了这一成矿远景区的地质研究程度,在地质部后来推行这项措施中起到积累经验和带动作用。在总结一些典型地区找矿历史经验的基础上,1985年他在地质部太原普查会议上提出了普查工作历史发展三阶段的划分方案和在重要远景区开展立体地质制图的建议,在主管部门的支持下,1988年在铜陵和大冶进行立体制图试点,虽因经费不继而中掇,但已初步显示了它在深部找矿中的意义。
  在矿床研究方面:矽卡岩矿床中经常见到一种似层状矿体,经典成矿理论解释为岩浆热液顺层交代成因。但对于一些地区沿上、下石炭统界面发育的含铜、铁、金、铅锌或钨铂的硫化物矿层,自20世纪印年代初以来,研究者中一直存在着同生与后生、内生与外生的争论。常印佛把所有这些成层的矿体作为一个系统,整体进行考查,并引入层控成矿概念,发现沉积作用和岩浆作用在不同矿床中所扮演的角色有很大差异,在典型的沉积矿床和岩浆热液矿床两个端员之间,存在着一整套过渡型矿床系列,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在矿体最终就位机制上,都与一些岩浆作用有某种时、空和/或成因上的联系,并且往往或多或少地都有矽卡岩共生,组成了一个特色鲜明的矿床家族。为此,他于1980年提议建立一个新的矿床类型或亚型一"层控(式)矽卡岩型矿床",定义为:在岩浆热力影响范围内,热流体系统在形成矽卡岩及后继的蚀变岩石的同时,通过交代、叠加、改造等机制,在层状岩石中形成并就位的似层状一层状矿床。这一认识越过上述成因争论,融"水"、"火"于一体,丰富和发展了矽卡岩成矿理论。由于这一类矿床在矽卡岩矿床中一般规模较大而稳定,一直是重要勘查对象,因此,这些研究成果,也有着重要实际意义。
  在区域成矿分析方面:常印佛在铜官山外围勘查工作中,根据地质地球物理资料分析,于1963年提出近东西向的铜陵一戴汇基底断裂带是区域主要控矿构造的认识,这在当时国内有关基底断裂(及深断裂)控矿的研究中,是较早的成果之一,并且已为后续的勘查和科研工作所认可,在找矿实践中发挥指导作用。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关于长江中下游成矿带的研究中,常印佛和他的同事们论证了这一成矿带的主体部分位于南北两个基底的结合部位;在燕山期板内变形作用下,沿着这一结构性"弱带"发育成一条网络状断裂系统——长江断裂带,它可下切至中、下地壳界面附近,局部与深部岩浆房连通;在次级隆起区高钾钙碱性岩浆岩大量发育,伴有以矽卡岩型、特别是层控矽卡岩型矿床为特征的强烈的铜金成矿作用;而在次级撤陷区则有剧烈的橄榄安粗岩系岩浆岩活动,伴有以火山一次火山气液型矿床为特色的铁、硫的大规模富集;过渡区的岩浆一成矿作用也具有过渡型面貌;而在岩浆活动相对微弱地区,则出现低温型和沉积改造型铅锌银和菱铁矿等矿床;并由此建立了区内成矿的时一空一物质综合分布模式。通过以上剖析,提供了一个陆内成矿带的成矿模型。
  主要著作有:《安徽铜陵铜官山铜矿地质勘探报告》(1955,主编,内部),《安徽铜陵狮子山矿区东、西狮子山铜矿床地质勘探报告》(1963,主编,内部),《某区内生矿化作用的几个问题》(1965),《中国主要类型铜矿成矿与分布的若干问题》(1976,第二作者),《关于层控式矽卡岩型矿床》(1980),《安徽安庆—铜陵一带铜矿普查工作的回顾与展望》(1985),《长江中下游铁铜成矿带》(1991),《安徽沿江地区铜金多金属矿床地质》(1998,作者之一),以上除注明者外,均为第一作者。
  曾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地质矿产部科技成果奖一等奖。在援外技术工作中,被所在国授予二等和一等劳动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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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1-5-24 20:46 | 显示全部楼层

地学名人之李四光

杰出科学家、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  

       李四光(1889年11月18日-1971年4月29日),蒙古族,字仲拱,原名李仲揆.1889年11月18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市(今湖北省黄冈市团风县回龙山镇)的一个贫寒人家。是世界著名的科学家、地质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我国现代地球科学和地质工作奠基人。中国地质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和主要领导人。他自幼就读于其父李卓侯执教的私塾,14岁那年告别父母,独自一人来到武昌报考高等小学堂。在填写报名单时,他误将姓名栏当成年龄栏,写下了“十四”两个字,随即灵机一动将“十”改成“李”,后面又加了个“光”字,从此便以“李四光”传名于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山东大学教务长兼地矿系主任。1952年,李四光再次应邀回到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工作。


  1904年,李四光因学习成绩优异被选派到日本留学。他在日本接受了带有汉民族主义的反满革命思想影响,成为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中年龄最小的会员,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己任。孙中山赞赏李四光的志向:“你年纪这样小就要革命,很好,有志气。”还送给他八个字:“努力向学,蔚为国用。”


  1910年,李四光从日本学成回国。武昌起义后,他被委任为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议,后又当选为实业部部长。袁世凯上台后,革命党人受到排挤,李四光再次离开祖国,到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1918年,获得硕士学位的李四光决意回国效力。途中,为了解十月革命后的俄国,还特地取道莫斯科。


  从1920年起,李四光担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系主任,1928年又到南京担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后当选为中国地质学会会长。他带领学生和研究人员常年奔波野外,跋山涉水,足迹遍布祖国的山川。他先后数次赴欧美讲学、参加学术会议和考察地质构造。


  1928年7月,国民政府决定组建国立武汉大学,国民政府大学院(教育部)院长蔡元培任命李四光为武汉大学建设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并选定了武汉大学的新校址(武汉大学内还有李四光选址的雕像)。


  1949年秋,新中国成立在即,正在国外的李四光被邀请担任政协委员。得到这个消息后,他立即做好了回国准备。这时,伦敦的一位朋友打来电话,告诉他国民党政府驻英大使已接到密令,要他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政协委员职务,否则就要被扣留。李四光当机立断,只身离开伦敦来到法国。两星期之后,李夫人许淑彬接到李四光来信,说他已到了瑞士与德国交界的巴塞尔。夫妇二人在巴塞尔买了从意大利开往香港的船票,于1949年12月启程秘密回国。


  回到新中国怀抱的李四光被委以重任,先后担任了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全国科联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他虽然年事已高,仍奋战在科学研究和国家建设的第一线,为我国的地质、石油勘探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1951年八月,中国长春地质专科学校、山东大学地质矿产学系、东北工学院地质学系和物理学系合并为东北地质学院(后名长春地质学院,现为吉林大学地学部),李四光担任首任院长。


  1958年,李四光由何长工、张劲夫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一个民族民主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战士。60年代以后,李四光因过度劳累身体越来越差,还是以巨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到地震预测、预报以及地热的利用等工作中去。1971年4月29日,李四光因病逝世,享年82岁。李四光早年为悼念一个好学生曾写过此诗,亦为其毕生从事地质科学研究的光辉写照。


  崎岖五岭路,嗟君从我游。


  峰峦隐复见,环绕湘水头。


  风云忽变色,瘴疠蒙金瓯。


  山兮复何在,石迹耿千秋。


  李四光的最大贡献是创立了地质力学,并以力学的观点研究地壳运动现象,探索地质运动与矿产分布规律,新华夏构造体系的特点,分析了我国的地质条件,说明中国的陆地一定有石油。从理论上推翻了中国贫油的结论,肯定中国具有良好的储油条件。毛泽东、周恩来在认真听取了汇报后,支持了他的观点,并根据他的建议,在松辽平原、华北平原开始了大规模的石油普查。1956年,他亲自主持石油普查勘探工作,在很短时间里,先后发现了大庆、胜利、大港、华北、江汉等油田,为中国石油工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从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勘探部门相继找到了大庆油田、大港油田、胜利油田、华北油田等大油田,在国家建设急需能源的时候,使滚滚石油冒了出来。这样,不仅摘掉了“中国贫油”的帽子,也使李四光独创的地质力学理论得到了最有力的证明。

【科学救国】
  李四光在农村生活了近14个年头。从五六岁起,他就在父亲教书的私塾里读书,还要帮着母亲打柴、舂米、推磨、提水……艰苦的生活培养了他刻苦奋斗的精神和倔强的性格。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之后,洋务派兴起,湖北办起了许多新学堂,以讲新学而标新立异。李四光被深深地吸引,他只身前去投考,以优异成绩被录取。


  在新学堂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知识,由于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被省里选作官费留学生,送到日本学造船。


  李四光在日本度过了7年,在那里,他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同盟会。


  李四光回国后第二年,辛亥革命爆发,他参加了汉口的保卫战,作为新被任命的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议,他亲自组织码头工人和人力车夫运军火、上前线。随后,他被选为湖北军政府实业部部长。正当李四光准备大干一番事业之时,辛亥革命失败了。他发愤专心于科学技术的研究,走“科学救国”之路。他去英国留学,先是学采矿,以后转到地质。他祈盼着有一天,得见政治清明之世,为祖国贡献自己的青春和热血。


  留学生活并不轻松。为了维持不断上涨的学费,李四光假期到矿山去做工。在伯明翰大学的6年里,他不仅专业学习成绩优秀,而且熟练地掌握了英语,先后获得了学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毕业后,他婉言拒绝了一家矿山的高薪聘请,接受了蔡元培先生的邀请,回到祖国,在北京大学地质系担任教授。

【毛泽东与李四光的交往】
  1952年的一天,毛泽东在日理万机,操劳国内外、党内外大事的百忙之中,在一次会议期间接见了李四光。那天,李四光回到家里,精神格外奋发,兴致勃勃地谈起了接见时的幸福情景:毛泽东身材魁梧。红光满面,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毛泽东问他:“山字型构造”是怎么回事,你是不是给我讲一讲?李四光非常感动。毛泽东博学多闻,这样关心地质科学的发展,连地质力学中“山字型构造”这样专门的概念都注意到了。


  在李四光任地质部长期间,毛泽东主席多次对地质工作作出指示。1953年,毛泽东指出,地质部是党的地质调查研究工作部。1956年,毛泽东又指出:地质部是地下情况的侦察部,它的工作搞不好,一马挡路,万马不能前行,要提早一个五年计划。


  对于李四光创立的地质力学,毛泽东也很重视。1955年,周恩来总理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支持地质部成立地质力学研究室。此后,在这个研究室的基础上,逐步发展,今天才有了专门的地质力学研究所。


  毛泽东极其关心我国的石油远景。早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有一天,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一座客厅里接见了李四光。当时,周恩来也在座。谈话中间,毛泽东关切地问到我国天然石油的远景怎么样?李四光早在1932年就注意了这个问题。以后,从1935年到1936年,他在英国讲学时,写过一本《中国地质学》,其中提到“东海、华北有经济价值的沉积物”,实际指的就是石油。他用乐观的、十分肯定的语气回答毛泽东说,我国天然石油的远景大有可为。他根据数十年来地质力学的研究,从新华夏构造体系的观点出发,向毛泽东、周恩来分析了我国地质条件,认为在我国辽阔的领域内,天然石油资源的蕴藏量应当是丰富的。松辽平原、包括渤海湾在内的华北平原、江汉平原和北部湾,还有黄海、东海和南海,都有有经济价值的沉积物”。这句话,因为过去是用英文写的,所以故意说得含糊些。


  听到这里,周恩来笑着说:我们的地质部长很乐观啊!毛泽东也高兴地笑了,当即作了关于开展石油普查勘探的战略决策。根据毛泽东的战略决策,地质部和兄弟部门一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战略性的石油普查勘探工作。根据地质力学的理论,他们在一些辽阔的中、新生代沉积盆地中,在约200多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内进行了程度不同的石油普查。打了3000多口普查钻井,总进尺120多万米。从所取得的大量地质资料看,不仅初步摸清了我国石油地质的基本特征,而且证实了我国有着丰富的天然石油资源。后来在大庆油田喷射出大量的石油就是最好的例证。


  地质力学在找油实践中经受了检验。毛泽东对这件事一直记在心上。1964年,在三届人大会议期间,一个服务员同志在人大代表行列中找到了我父亲,对他说:“请您到北京厅去一下!”当时我父亲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当他走进北京厅时,见到大厅中只有毛泽东一人坐在那里。李四光没有想到是毛泽东找他,以为服务员说错了地点,连忙道歉说:“主席,对不起,我走错门了!”但毛泽东却健步走了过来,紧握住李四光的手,说:“没有走错,是我找你的。”毛泽东接着风趣地对李四光说:“李四光,你的太极拳打得不错啊。”李四光一时没有理解毛泽东的意思,回答说:“身体不好,刚学会一点。”毛泽东笑着说:“你那个地质力学的太极拳啊。”这时,李四光才理解毛泽东的话是对他和广大石油地质工作者一起,用新华夏构造体系找到石油的高度评价。毛泽东的赞扬,激励着李四光为祖国找到更多的石油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1964年某一天,毛泽东又一次接见了李四光。那是在怀仁堂开完一个会以后,毛泽东邀请李四光一起观看在北京第一次演出的豫剧《朝阳沟》,并要李四光坐在他的身边,边看戏,边交谈,谈了剧也谈到石油。在谈到石油问题时,毛泽东对地质部和石油部在找油方面所做出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毛泽东说“你们两家都有功劳嘛!”演出结束后,毛泽东又拉着李四光一起登上舞台,同演员合影留念。


  毛泽东一向重视发展我国科学技术工作,十分关心科学工作者的成长,对从旧社会过来的愿意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老一辈科学家非常关怀。1964年2月6日中午,李四光接到一个电话,说要他立刻去中南海。李四光匆匆吃完午饭就去中南海了,一位在门口等他的同志把他领进毛泽东的卧室。竺可桢和钱学森两位同志也先后到了。毛泽东请他们坐在自己的床边,亲切交谈。他们就天文、地质、尖端科学等许多重大科学问题广泛交谈了三四个钟头。李四光回来告诉他的女儿说: “主席知识渊博,通晓古今中外许多科学的情况,对冰川、气候等科学问题.了解得透彻入微。在他的卧室里、甚至在他的床上,摆满了许多经典著作和科学书籍,谈到哪儿就随手翻到那儿,谈的范围很广,天南海北,海阔天空。”这次谈话,毛泽东发表了对许多重大科学问题的意见,热忱希望这些老一辈科学家为攻克科学技术尖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贡献自己的才能。


  1969年5月19日,毛泽东接见在京参加学习班的1万名代表。在京的中央委员参加了接见,李四光也在其中。毛泽东在主席台上看到了李四光,马上拉着李的手,亲热地叫“李四老”。两人距离那么近,然而因为会场里“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成一片,对面说话都听不清楚。毛泽东只好伏在李四光的耳边,问他的身体好不好,工作情况怎么样。


  主席拉着李四光的手走在前面,接见到会的同志们。接着,又一同离开主席台,步入休息室。家里人早已在电视中看到了这一幸福会见的镜头,只是不知道毛泽东和李四光讲了些什么。李四光刚到家,家里人便都急着问李四光。李四光高兴地讲,毛主席和他在休息室谈了一个多小时的话。在这短短的一个多小时里,毛泽东和李四光谈了多少亿万年间的事情——从天体起源、地球起源,谈到了生命起源,谈到太阳系起源的问题时。毛泽东说:我不大相信施密特,我看康德、拉普拉斯的理论还有点道理。毛泽东对李说,他很想看看李四光写的书,希望李找几本书给他,还请李四光帮他收集一些国内外的科学资料。毛泽东说,我不懂英文,最好是中文的资料。


  “主席想要读哪些方面的资料呢?”李四光问。毛泽东用手在面前画了一个大圈,说:“我就要你研究范围里的资料。”


  第二天,按照毛泽东的嘱咐.李四光就请秘书同志帮他找书。他想:主席这么忙,总不能把我写的书统统送去请他看,应该选一两本有代表性的作品送过去。经过一番仔细的挑选,李四光先把《地质力学概论》一书和《地质工作者在科学战线上做些什么?》这篇文章送给毛泽东审阅。然后,立即着手开始收集毛泽东所要的资料。为此,他看了许多外国资料。为了节省毛泽东的时间,让他能少消耗一点精力就可以看到需要看的东西,李四光决定自己整理一份资料,把地质学说中当时的各种学派观点部包括进去,再加上自己的评论,阐明自己的观点。他用了将近1年的时间整理资料,在此基础上,一连写了7本书。每写完1本,李四光就叫秘书同志马上送到印刷厂去,用大字排版,然后拿回来亲自校对。这7本书印好之后,定名为《天文、地质、古生物资料摘要》,送给了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

【李四光与地质力学】
  地质力学是李四光创立的,是地质学的一门分支学科。1926年和1928年李四光发表的《地球表面形象变迁之主因》及《晚古生代以后海水进退规程》等,从理论上探讨自水圈运动到岩石圈变形,自大陆运动到构造形迹等问题,1929年提出构造体系这一重要概念,建立了一系列构造体系类型。1941年李四光在演讲“南岭地质构造的地质力学分析”时正式提出了“地质力学”一词。1945年发表《地质力学的基础与方法》,对地质力学理论作了系统的概括。地质力学是力学与地质学相结合的边缘科学,即用力学原理研究地壳构造和地壳运动及其起因的科学。它从地质构造的现象(构造形迹)出发,分析地应力分布状况和岩石力学性质,追索力的作用,从力的作用方式进而追索地壳运动方式,探索地壳运动的规律和起源。地质力学认为结构要素、构造地块和构造体系是地质构造的三重基本概念,对于探索地壳运动规律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现已认识的构造体系,可划分为三大主要类型,即纬向构造体系、经向构造体系和扭动构造体系。这些体系主要是地壳的水平运动(经向的和纬向的)造成的;而水平运动则起源于地球自转速度的变化。李四光把地球自动调节自转速度变化的作用称为“大陆车阀作用”,因而把这一假说称为“大陆车阀假说”。

【第四纪冰川的发现】
  李四光到北大地质系后,主讲岩石学和高等岩石学两门课程,他以严谨的冶学作风赢得了学生的尊重。他经常带学生到野外进行实地教学,边看边讲。一个山头、一个沟谷、一堆石子、一排裂缝,他都不放过。学校经费不足,他带领学生白手起家搞建设,将学习环境收拾得十分雅静。


  在教学的同时,他对研究工作也不放松,他一生中在地质学方面的主要贡献,如古生物蜒科的鉴定方法、中国第四纪冰川的发现和地质力学的创立,都是在这期间开始的。在研究过程中,他从不为已有的观点和学说所束缚,而是按照自然规律,去寻找尚未被人们认识和掌握的真理。因此,他能不断提出创造性的见解,并敢于向一些旧观点提出挑战。


  例如,从19世纪以来,就不断有德国、美国、法国、瑞典等国的地质学家到中国来勘探矿产,考察地质。但是,他们都没有在中国发现过冰川现象。因此,在地质学界,“中国不存在第四纪冰川”已经成为一个定论。可是,李四光在研究蜒科化石期间,就在太行山东麓发现了一些很像冰川条痕石的石头。他继续在大同盆地进行考察,越来越相信自己的判断,于是,他在中国地质学会第三次全体会员大会上大胆地提出了中国存在第四纪冰川的看法。到会的农商部顾问、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轻蔑地一笑,予以否定。


  为了让人们能接受这一事实,他继续寻找更多的冰川遗迹。10年以后,他不仅得出庐山有大量冰川遗迹的结论,而且认为中国第四纪冰川主要是山谷冰川,并且可划为三次冰期。


  当李四光的这个学术观点再次在全国地质学会上发表以后,引起了1934年著名的庐山辩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中国的科学家低人一等,外国学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带着民族主义和种族歧视情绪到中国来的。因此,尽管大量事实摆在眼前,几位外国学者并没有改变他们的观点。


  1936年,李四光又到黄山考察,写了“安徽黄山之第四纪冰川现象”的论文,此文和几幅冰川现象的照片,引起了一些中外学者的注意,德国地质学教授费斯曼到黄山看罢回来赞叹道:“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发现。”李四光十多年的艰苦努力,第一次得到外国科学家的公开承认。可是,他知道,这还远远不够,他干脆把家搬到庐山上,又在庐山脚下建立了一个冰川陈列馆,起名叫“白石陈列馆”(后被国民党海军炸毁)更深入细致地进行冰川研究。


  李四光关于冰川的多年研究,在1937年完稿的《冰期之庐山》中得到全面阐述。可惜由于抗战爆发,这部书10年后才得以出版。

【回国找油田】
  1927年,李四光应蔡元培的约请,离开北京南下,主持地质研究所的筹建工作。1928年1月,地质研究所成立,李四光担任所长。搞地质研究常常要餐风饮露,条件十分艰苦。况且刚刚成立的研究所经费少,设备缺,甚至没有固定的所址。八年抗战期间,李四光和他的研究所受尽奔波辗转之苦。那时,他抽的是用草纸做的烟,穿的是土布衣服,生活十分清苦,但是,他和同事们始终没有放弃地质研究。由于生活的艰辛和工作的劳累,他患了心绞痛和肺结核。


  1948年2月初,李四光从上海启程赴伦敦,参加第18届国际地质学会,他的夫人许淑彬也一同前往。会后,他们在英伦三岛上又住了一年,一面养病,一面观察国内外时局的发展。李四光虽远在欧洲讲学考察,但仍关注着祖国的命运。

  李四光1949年初,他数次给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的许杰(地质学家、解放后曾任地质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等人写信,支持他们坚守南京,反对搬迁广州,为新中国地质科学事业保留了一支队伍及设备。


  1949年4月初,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赴布拉格出席世界维护和平大会。出国前,郭沫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给李四光带了一封信,请他早日回国。看了这封由郭沫若领头签名的信,李四光非常激动。新中国就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自己的本领可以施展,抱负可以实现了。他积极奔走起来,准备尽快返国。可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从英国到远东的客轮船票要一年前预订,归期只得拖延。他一面调养身体,一面把科研方面遗留的事情办完。


  李四光焦急地等待着起程的日期。一天,伦敦的一个朋友给李四光打来电话,告诉他,国民党驻英大使馆接到密令,要李四光公开发表一个声明,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拒绝接受人民政协给他的全国委员的任命,否则就有被扣留的危险。


  事情紧急,李四光当机立断。他拿起一只小皮包,迅速前往普利茅斯港,准备从那里渡过英伦海峡,先到法国去。普利茅斯港海面宽阔且多风浪,是偏僻的货运航道,一般人通常都不会从这里渡海,因而能避开国民党特工人员的追踪。临行前,他提笔给驻英大使写了一封信,让许淑彬两天后寄出。第二天,国民党驻英大使馆果然派人来找李四光,许淑彬机警地对来人说,李四光外出考察去了。


  两天以后,许淑彬寄出了李四光留下的信,信中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我多少年来日思夜想的理想国家。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是我竭诚拥护的政府。我能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委员,我认为是莫大的光荣。我已经起程返国就职。他还规劝这位大使脱离祸国殃民的国民党政府,早日回到光明祖国的怀抱……


  两星期后,许淑彬收到李四光的来信,得知他已到了瑞士与德国交界的巴塞尔,便立即前去会合。


  1950年5月6日,李四光终于到了北京。这一年他60岁,但是他觉得,新的生活才刚刚开始。


  新中国的诞生,揭开了李四光科学事业崭新的一章。他提任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地质部部长和科联主席。


  他认真学习了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等著作,努力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工作和科研;他注重理论学习,也注意自己的思想改造,“决心扔掉那些旧日留下来的包袱,……达到忘我的境界”;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祖国的地质事业中去,兢兢业业,鞠躬尽瘁。在他的具体领导下,我国的地质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1958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端的日子里,毛主席、周总理就询问过李四光:我国天然石油这方面远景怎么样?


  早在1915至1917年,美孚石油公司的一个钻井队,在陕北肤施一带,打了7口探井,花了300万美元,因收获不大就走掉了。192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布莱克威尔德来到中国调查地质,写了《中国和西伯利亚的石油资源》一文,下了“中国贫油”的结论。从此,“中国贫油论”就流传开来。但是,李四光根据自己对地质构造的研究,在1928年就提出了:“美孚的失败,并不能证明中国没有油田可办。”以后他在《中国地质学》一书中,又一次提出:新华夏构造体系沉降带有“可能揭露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沉积物”。这个沉积物讲的就是石油。


  因此,李四光乐观地回答了国家领导人的提问:“我们地下的石油储量是很大的。从东北平原起,通过渤海湾,到华北平原,再往南到两湖地区,可以做工作……”。


  1955年,普查队伍开往第一线。在几年里,就找到了几百个可能的储油构造。1958年6月,喜讯传来:规模大、产量高的大庆油田被探明。地质部立即把队伍转移到渤海湾和黄河下游的冲积平原。以后,大港油田、胜利油田,其他油田相继建成。地质部又转移到其他的平原、盆地和浅海海域继续作战。


  1964年12月,周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起来的大庆油田,是根据我国地质专家独创的石油地质理论进行勘探而发现的。”李四光的工作得到了党和国家的充分肯定。


  

地震预测

  在1966年邢台大地震后,李四光“教导我们”要注意河北河间、沧州;要注意渤海;要注意云南通海;要注意四川炉霍;要注意云南的彝良大关;要注意松潘;要注意唐山……这一路走来,都被李四光言中。当时很多科学家认为地震是无法预报的,李四光斩钉截铁地说,地震是可以预报的。周总理说过:“李四光力排众议,认为地震是可以预报的。”文中用了一连串的“要注意”,这种特殊的表达方式起到了强调的作用,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李四光自1962年迁居于此后,一直住到1971年去世。他在这里生活、工作、做学问。一些由他主持或他参加的小型会议,常在家里召开;何长工、刘景范等原地质部负责人也常来家中汇报事情,因而一进大门右手那间面积较大的客厅,实际兼具会议室的功能,四周是书橱和沙发,中间是一张长条桌和若干把椅子。现在,靠窗一侧陈列着许多第四季冰川沉积物的地质标本,多为当年李四光野外考察的收获。


  其他家具则是那个年代留下来的,一个质感陈旧的皮沙发的扶手已经开裂,露出里面的棉絮。这几个沙发,还是李四光1950年回国时,在旧货市场上买的便宜货,看来年头更为久远。客厅的隔壁是办公室,尚未恢复原样,但一张大写字台是李四光用过的。


  办公室一端墙上有一块玻璃黑板,当年地质队野外作业回来,向李四光汇报时,他常利用黑板做一些讲解或布置,也曾借这块黑板给科技人员讲授地质力学,这大概是多年执教生涯所养成的习惯。值得一提的是,黑板上写着“斗私批修”四个粉笔大字。


  李四光有着很深的国学基础,不光散文写得好,旧体诗写得好,即便是地质学的论文,同样写得“有声有色”。他的音乐造诣也相当深厚,尤好小提琴。他在巴黎写的一首小提琴曲《行路难》,是中国人创作的第一首小提琴曲。李回国后曾请音乐家萧友梅过目提意见。这首提琴曲写于1920年,在近八十年之后的北大百年校庆的晚会上,第一次得到公开演奏。它的面市修正了马思聪是中国最早的小提琴曲作者的说法。现在这首曲谱和李四光在国外常拉的小提琴,都陈列在纪念馆里。


  晚年的李四光,生活很简单,衣着也很不讲究,得过且过,甚至补丁摞补丁。李四光去世后,工作人员想找几样遗物留下来,找来找去也没发现什么像样的值得保存的东西。


  李四光夫妇在世时,这幢小楼只他们两人居住。他们去世后,女儿李林一家搬了过来。李林三年前过世,丈夫邹承鲁也患病在身。一门三院士,已传为佳话。


  四十多年前,李四光家的小楼,李家南门外那棵有上千年历史的银杏树,以及明朝大太监刘瑾等历史人物的墓碑,都是周围颇为扎眼的标志。如今高楼林立,李四光故居被夹在当中,小楼因年久失修,多少显得有些残旧。

【李四光名言】
  — 我是炎黄子孙,理所当然地要把学到的知识全部奉献给我亲爱的祖国。


  —真正的科学精神,是要从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发展出来的。真正的科学成果,是要经得起事实考验的。有了这样双重的保障,我们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去做,不会自掘妄自尊大的陷阱。


  —科学尊重事实,不能胡乱编造理由来附会一部学说。


  —科学是老老实实的东西,它要靠许许多多人民的劳动和智慧积累起来。


  —不怀疑不能见真理,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取怀疑态度,不要为已成的学说所压倒。


  —真理,哪怕只见到一线,我们也不能让它的光辉变得暗淡。

【历史镜头】
  我国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少年有志,为了要造出"第一流兵舰" ,扬我国威,15岁东渡日本,学习造船专业。但是,当时中国没有钢铁不能造船,李四光又转赴英国,学习采矿。可他觉得采矿离不开找矿、勘探,还需要掌握地质学的专门知识,于是,他最终选择了地质专业。后来李四光为我国的地质学特别是石油工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1889年10月26日 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回龙镇下张家湾村。


  1904—1907 年留学日本,入东京宏文学院普通科学习。


  1905年8月 在东京加入中国同盟会。


  1907年—1910年7月 入大阪高等工业学校舶用机关科学习造船机械。毕业归国后任湖北中等工业学堂教师。


  1911年10月—1912年8月 先后任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事,湖北军政府实业司司长,湖北省同盟会支部书记。


  1913年10月—1918年6月 入英国伯明翰大学,先学采矿,后学地质学。毕业时获自然科学硕士学位。


  1920年 归国,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


  1928年1月 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


  1931年 英国伯明翰大学授予自然科学博士学位。


  1934年—1936年4月 在英讲学,接受挪威奥斯陆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1937年11月 率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迁广西桂林。


  1948年8月 赴英出席在伦敦召开的第18届国际地质学大会。


  1950年5月 回到北京。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员会主任,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主席。


  1951年4月 当选为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


  1951年8月 担任东北地质专科学校校长(吉林大学地学部前身)


  1952年9月 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部长。


  1956年2月 成立地质力学研究室,兼室主任,1958年室改成所,兼任所长。


  1958年6月 被苏联科学院授予国外院士。8月任中国科学院原子能委员会主任。9月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9年4月 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1970年8月 任国务院科教组组长。


  1971年4月29日 逝世于北京。

【相关故事】
  三年级上册( 29页开始)课文:小时候,他喜欢和小伙伴一起玩捉迷藏的游戏。每次他都爱藏在一块大石头的后面。这块巨石孤零零地立在草地上。一听到小伙伴的脚步声,他就悄悄围着大石头躲闪。大石头把他的身影遮得严严实实的,小伙伴围着石头转来转去,也找不到他。时间长了,他对这块大石头发生了兴趣:这么大的一块石头,是从哪儿来的呢?


  李四光跑去问老师,老师想了想,说:“这块石头恐怕有几百年的历史了,我小的时候它就在那儿了。


  “是谁把它放在哪儿的呢?”


  “听说天上常常掉下来陨石,也许它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吧!”


  “这么重的大石头从天上掉下来,力量一定非常大。它应该把草地砸一个很深很深的大坑。可它为什么没卧进土里去呢?”


  “这我可说不上来了。”


  李四光又跑去问爸爸,爸爸也说不清楚。


  这块突兀的大石头到底是怎么来的?为什么它的四周都是平整的土地,没有一块石头呢?这个

  李四光问题李四光想了许多年。直到他长大以后到英国学习了地质学,才明白冰川可以推动巨大的石头旅行几百里甚至上千里。


  后来,李四光回到家乡,专门考察了这块大石头。他终于弄明白了,这块大石头是片麻岩,是从遥远的秦岭被冰川带到这里来的,因为那时候只有秦岭有片麻岩。经过进一步的考察,他发现在长江流域有大量第四冰川活动的遗迹。他的这一研究成果,震惊了全世界。


  李四光鲜为人知的一面


  李四光的家乡是湖北黄冈回龙镇下张家湾乡的一个穷山村。他14岁出国留学,凭的是自己勤奋努力得来的成绩。李四光先去日本学造船,后去英国学采矿,最后确定以地质学为终身事业,但也付出了不少实际代价。


  在去日本学造船的船上,因为穷,买不起正式的铺位,只好白天窝在底舱,晚上在船顶过夜。不想受了风寒,大病一场,又因没钱医治,落下一个毛病——不能吃肉,一吃就犯病。此后他一生与肉绝缘。去英国留学,写毕业论文时,腿上长了一个脓疮,也因为既没钱又没时间,耽误了治疗,他索性用刮胡刀片自己把疮刮掉,腿上落下一个大疤。


  李四光因为穷而吃过这样或那样的苦。但苦中有乐,他是个多才多艺的科学家。李四光不光散文写得好,旧体诗写得好,即便是地质学的论文,同样写得“有声有色”。他的音乐造诣也相当深厚,尤好小提琴。他在巴黎写的一首小提琴曲《行路难》,是中国人创作的第一首小提琴曲。李回国后曾请音乐家萧友梅过目提意见。这首提琴曲写于1920年,在近八十年之后的北大百年校庆的晚会上,第一次得到公开演奏。它的面市修正了马思聪是中国最早的小提琴曲作者的说法。


  晚年的李四光,生活很简单。饮食上不沾荤腥。衣着也很不讲究,得过且过,甚至补丁摞补丁。李四光去世后,工作人员想找几样遗物留下来,找来找去也没发现什么像样的值得保存的东西。李四光身兼多职,但除了必须出席的会议,他从不在类似晚会、纪念性活动这样的场合露面。他总觉得年岁越大,时间越紧,要尽可能地把有限的时间花在有用的地方。


  2009年9月14日,他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

历经100天的非洲之旅完成了,回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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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5-25 08:20 | 显示全部楼层
地学名人之程裕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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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裕淇,地质学家、变质岩石学家、矿床学家、前寒武纪地质学家、地质科技管理专家、地质科学史专家。首次发现中国沉积磷矿。多次总结铁矿找矿方向,提出“铁矿类型组”、“铁矿成矿系列”及“矿床成矿系列”等概念,对研究中国矿床成矿规律及有关矿产预测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西康丹巴附近的渐进区域变质带》、《变质岩的一些基本问题和工作方法》、《中国的变质岩系及变质带》和《山东太古代雁翎关变质火山沉积岩》等是中国变质岩石学和变质地质方面之经典,其中包括“区域变质与接触变质间过渡类型变质作用”、“混合岩系列”及“多阶段变质”等新概念、新观点。他参与主编的《当代中国的地质事业》、《前地质调查所(1916-1950年)的历史回顾——历史评述与主要贡献》是中国地质学史的重要文献。尤其重视野外地质实践,接近90岁高龄还从事野外地质工作,培养了一批地质学人才。


个人简历
  程裕淇(1912~ 2002)  程裕淇中国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912年10月7日 出生于浙江省嘉善县城。   
1929-1933年 在清华大学地理系(后为地学系)学习,毕业获理学士学位。   
1933-1935年 任实业部地质调查所调查员。   
1935年 留学英国利物浦大学。   
1938年 获利物浦大学博士学位,旋即回国。   
1938-1949年 在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历任技士、技正,兼矿物岩石研究室及经济地质研究室主任。   
1944-1946年 作为经济部资源委员会专门委员,到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参观考察。   
1950年 任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副所长(至1953年)、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矿产测勘总局经济地质处副处长。
1951年 兼任东北南部地质矿产大队队长。   
1952年 兼任湖北大冶429铁矿勘探队队长。   
1952-1956年 任地质部地质矿产司副司长。   
1955年 被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地学部委员。   
1956年 任地质部技术司总工程师。   
1957年 任地质部地质矿产研究所变质岩及前寒武纪地质研究室主任。   
1977年 任中国地质科学院副院长。   
1979年 任地质部副部长,当选为全国地层委员会副主任   
1980年 任国家自然科学奖励委员会委员、国际地质对比计划(IGCP)中国国家委员会主任。   
1982年 任地质矿产部总工程师、科学技术顾问委员会主任,当选为英国伦敦地质学会荣誉会员。   
1983年 任国际岩石圈委员会(ICL)中国委员会执行主席,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1996年 任地质矿产部科学技术高级顾问、科技领导小组顾问。   
1999年 任国土资源部大陆科学钻探项目科学技术顾问委员会主席。

人物生平
  历任中央地质调查所研究室主任和中央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地质所副所长兼大冶铁矿地质勘探队队长,地质部地质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副院长,地质部副部长、总工程师,地质矿产部科技顾问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常委、学部副主任,中国地质学会第三十三届理事长等职。曾任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   
在留英期间首次对苏格兰北部的深变质岩类应用了芬兰的混合岩的名词,对工作区6种变质岩及生成的不同型混合岩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根据西康巴丹附近的区域变质情况,首次提出了中国区域变质带的存在.提出“混合岩系列”概念对不同类型的混合岩化作用作了分类。在矿产勘查和矿床地质研究方面发现了云南晋宁富磷矿,是中国寻找沉积磷矿床的突破。   
最早提出中国古老变质岩系(太古界)中已知最大富铁矿床弓长岭的地质特征和矿床成因,所整理规定的矿区变质含铁建造层序一直为后人沿用。   
      70年代中期,他从一定成矿时期的统一性和差异性,以及区域成矿作用发展的全过程统一考虑而提出铁矿组和铁矿成矿系列概念,这一概念为中国地质工作者所沿用。在前寒武纪地质研究方面,首次对中国太古宙表壳岩和前寒武纪的岩浆岩和岩浆作用特征进行全面扼要的总结。   
       2002年1月2日于北京逝世。

学子时期
  程裕淇,1912年10月7日出生在浙江嘉善县的一个塾师家庭。1923年进嘉兴省立二中初中学习后,英语教师徐觉民结合课文教他用英语叙述从上海到伦敦途经的港湾、城市和海洋名称以及沿途风光;在1929年秋他考取清华大学地理系(后改为地学系)学习。系主任是中国现代地质科学的奠基人之一翁文灏。他规划的课程,包括了地质、地理和气象。在这里他受到了扎实的地学教育,并先后到北京西山、河北、山西、山东等省区进行地质实习,并填绘了北京西山、河北怀来境内的四幅1∶2.5万地质图。程裕淇1933年毕业,获得地学系理学士学位。1933-1935年,程裕淇在北平任实业部地质调查所调查员。在谢家荣的指导下,他对江西、安徽、江苏、湖南、福建的铁矿、铅锌矿、金矿、锑矿、明矾石和钼矿等进行调查和地质研究。 1935年他通过中英庚款公费考试被录取去英留学,接受李四光的建议入利物浦大学,在H.H.里德(Read)指导下主攻变质岩石学,193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其间除在苏格兰进行野外地质工作外,曾赴北欧三国考察前寒武纪变质地质和铁、铜等矿床,去瑞士巴塞尔大学矿物岩石系短期进修和野外考察,并参观访问上述四国和德、法的地质机构。归国后直到1949年历任原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技士、技正、兼任矿物岩石、经济地质两研究室主任,经济部资源委员会专门委员、“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和《中国地质学会会志》主编,并先后对云南昆明磷块岩、西康(现四川西部)砂金矿、铁矿、煤矿和雅安康定丹巴一带区域地质、湖南沅陵桃源金矿和晚前寒武纪地层、新疆天山西段南北坡油田(独山子)油苗和区域地质矿产、南京附近的中新生代火山岩进行了调查研究,1944-1946年期间,曾赴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进行地质矿产考察和参观访问。
工作时期
  他先后领导和参加了辽宁的鞍山、本溪地区铁矿、湖北大冶鄂城铁矿的勘查,营口凤城一带硼矿的调查与研究及有关早前寒武纪地质研究,山东新泰雁岭关晚古生代变质火山沉积岩的详细研究,陕西潼关变质铁矿研究,华北地台一些地区的早前寒武纪变质岩系的研究。与此同时,还曾结合矿产勘查、地质科技管理和领导工作,对成矿理论尤其是铁矿的成矿学和中国前寒武系尤其是早前寒武系进行了长期的综合研究,参加了1956、1962、1978三次制定全国科技发展规划和地质部门的科技规划的工作。 他在1946年曾获中国地质学会赵亚曾纪念奖。他是1959年全国群英会的特邀代表。所领导编著的《变质岩的一些基本问题和工作方法》一书受到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励。领导编制的1∶300 万中国前寒武纪地质图等是1982年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中国地质图类及亚洲地质图》项目的组成部分,他负责编撰的《中国铁矿系》获1996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中国矿床的组成部分》获何梁何利1998年度科技进步奖,他也是地质矿产部科学技术奖一二等奖(各一项)的获得者。1982年被选为英国伦敦地质学会的(终身)荣誉会员。1980年获英国利物浦大学名誉科学博士学位。1995年,程裕淇任地质矿产部地质调查局总顾问,又任《中国区域地质概论》英文简明本主编(2000年出版)。1996年,他任地质矿产部科学技术高级顾问、科技领导小组顾问。1997年,他在青岛参加了大陆科学钻探选址国际科学讨论会。又去河北平山、江苏东海、安徽大别山、山西五台山和恒山等地研究前寒武纪地质,并去长春参加阜平群岩石之高温高压实验研究。1998年,他任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又任中国地质科学院名誉院长。1999年,他担任国土资源部大陆科学钻探项目科学技术顾问委员会主席。

地质研究
  1939年,程裕淇留英归来后,在云南昆明从事地质矿产勘查工作。在分析人员黄汉秋的配合下,发现了著名的云南昆明富磷矿。这是中国沉积磷矿的首次发现,对中国磷块岩矿床的寻找起到了突破作用。1950-1951年他提交的鞍山弓长岭铁矿的详细地质报告,阐明了中国古老变质岩系中已知最大富铁矿床的地质特征,矿床成因,并指出了扩大富矿的有利地段,他所厘定的矿区变质含铁建造层序一直沿用至今。以后曾多次总结全国铁矿类型,指出其找矿方向,推动了全国铁矿勘查和科研工作,促成了一些铁矿的发现或扩大远景。70年代中期,他从一定成矿时期、一定地区的成矿地质背景的统一性和具体成矿条件的差异性、以及区域成矿作用的发展全过程考虑,提出了铁矿的类型组和铁矿成矿系列的概念。稍后他又把这种观点扩大到所有的矿产和矿床类型,和同事们一起发表了《初论矿床的成矿系列问题》(1979年)和《再论矿床的成矿系列问题》(1982、1983年)等两篇论文。成矿系列是指一定地质单元内、主要形成于同一成矿期、并有内在联系的两个以上矿床类型所组成,所含类型具有在空间上或时间上相关共生的特点。这个概念,已为中国许多矿床工作者所应用,从而对于总结中国的成矿规律和指导有关的矿产预测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突出贡献
  程裕淇长期担任科学技术行政管理部门和学会的领导职务,参与了国家和地质矿产部门的若干重大科学技术问题的讨论和决策。为推动中国地质科学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地质人员只有近300人,他服从国家需要,先后到辽宁鞍山和湖北大冶去兼任地质勘探队队长。地质部成立后,他奉调来到北京,先后担任了地质部矿产司副司长、技术司总工程师和地质矿产研究所副所长、所长等职。   “文化大革命”之后,他作为专家担任国家地质总局全国铁矿综合研究组组长,对全国铁矿会战起到了参谋作用。恢复了中国地质科学院副院长职务后,他重点抓了该院的出版工作。1979年被任命为地质部副部长,1982年起又任地质矿产部总工程师,他一方面指导全国地勘工作,同时根据地质队普遍存在的室内和野外工作脱节的现象多次作报告、写文章,并身体力行地予以指导和纠正;为总结建国几十年的地质工作成果,由他倡议并指导了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质志的编纂并建立了地质矿产部出版系列;与此同时,他还指导许多省级地质局(队)的工作,对全国地矿工作的发展和成绩的取得起到了推动作用。

技术成就
  1939年,程裕淇留英归来后,在云南昆明从事地质矿产勘查工作。在分析人员黄汉秋的配合下,发现了著名的云南昆明富磷矿。这是中国沉积磷矿的首次发现,对中国磷块岩矿床的寻找起到了突破作用。1950-1951年他提交的鞍山弓长岭铁矿的详细地质报告,阐明了我国古老变质岩系中已知最大富铁矿床的地质特征,矿床成因,并指出了扩大富矿的有利地段,他所厘定的矿区变质含铁建造层序一直沿用至今。以后曾多次总结全国铁矿类型,指出其找矿方向,推动了全国铁矿勘查和科研工作,促成了一些铁矿的发现或扩大远景。
      70年代中期,他从一定成矿时期、一定地区的成矿地质背景的统一性和具体成矿条件的差异性、以及区域成矿作用的发展全过程考虑,提出了铁矿的类型组和铁矿成矿系列的概念。稍后他又把这种观点扩大到所有的矿产和矿床类型,和同事们一起发表了《初论矿床的成矿系列问题》(1979年)和《再论矿床的成矿系列问题》(1982、1983年)等两篇论文。成矿系列是指一定地质单元内、主要形成于同一成矿期、并有内在联系的两个以上矿床类型所组成,所含类型具有在空间上或时间上相关共生的特点。这个概念,已为中国许多矿床工作者所应用,从而对于总结中国的成矿规律和指导有关的矿产预测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在这方面工作起步于留英期间对苏格兰培戴希耳(Bettyhill)“注入杂岩”的研究,并发表了两篇论文《苏格兰索受兰郡北部混合岩地区的一种角闪质杂岩》(1942年)和《索受兰培戴希尔附近的混合岩区》(1944年)。这是首次在英国文献中采用芬兰的“混合岩”(migmatite)名词,并补充了它的含意。他对该区六种原岩类型的变质岩及其演化生成的混合岩类进行了系统的岩石学描述,对混合岩化作用过程中元素和矿物的变迁和演化现象进行了系统分析,并将全过程划分为相当花岗质岩浆活动的“正岩浆末期”和“热液期”两个阶段,丰富了混合岩化的理论。其中泥质和半泥质岩石标本是沿原生层理走向在几米、70米和350米内采集的,充分证明有关的混合岩由原岩经碱交代作用形成的论点,引起了当时国际间的重视。1943年发表了《西康丹巴附近的渐进区域变质带》一文,首次报道了中国发育较完善的区域变质带,并提供了“等化学系”概念在变质带研究中的实例。20世纪50-60年代又提出混合岩化迁移、交代作用形成富铁矿和硼矿的观点。   
      1962年他同沈其韩、刘国惠、王泽九合著的《变质岩的一些基本问题和工作方法》一书,提出了相当系统而全面的区域变质岩和混合岩分类命名原则和方案,论述了混合岩化作用的理论分析和微观特征,分析了变质岩系分布地区的成矿特征和找矿方向,提出了区域变质和接触变质间过渡类型变质作用的观点,并论证了前者与混合岩化的相互关系,详细阐述了变质地质的野外工作方法,该书在三年内曾三次印刷,在国内广泛流传,对提高60-70年代我国变质岩地区的地质人员的工作能力和理论水平,对促进和提高变质岩分布地区的研究程度方面起到了显著作用。1965 年以后又提出了“混合岩系列”的概念,进而对不同类型的混合岩化作用进行了地质背景的分类;这些问题在1987年“有关混合岩化作用的一些问题——对半个世纪以来某些基本问题的回顾”一文中,又有进一步的全面论述,1982年发表的《略论我国不同变质时期变质岩系、变质带和若干有关问题》的论文和1986年与杨遵仪、王鸿祯合著,在英国出版的《中国地质》一书的第18节中首次系统总结、论述了我国不同变质时期的变质岩系、变质带的分布特点、演化规律等等,提出了同期变质作用的多阶段变质的新观点。通过90年代中后期在太行山平山地区对新太古阜平群中主要变质岩类深熔作用的地质研究,提出初期深熔作用的机理主要是变质矿物的“重熔”的观点,并为初步的高温高压实验成果所充分阐明。   
      在前寒武纪地质研究方面,程裕淇除曾在湘西、川西、辽东半岛、陕西小秦岭进行了不同性质的有关工作外,在60年代初他领导和参加了山东新泰雁翎关地区的泰山岩群的详细研究,并于1977年同沈其韩、王泽九发表了《山东新泰雁翎关一带泰山群变质岩的初步研究》报告和1982年的《山东太古代雁翎关变质火山沉积岩》一书,肯定了泰山岩群的时代为太古宙,重点阐明了其内部层位关系及以基性为主的雁翎关组变质火山沉积建造的层序及所含熔岩、凝灰质岩石和沉积岩类形成的地质环境,以及一些奇特的熔岩中气孔充填现象,建立了室内外相结合的恢复原岩的工作方法,为古老变质岩系研究提供了一个范例,同时提出该区雌山岩体基本上属半原地性质的花岗岩体。从80年代后期开始,他又组织和参加了华北地台早前寒武系地壳的结构、组成和演化的研究工作。他还于50年代末领导地质部地质研究所前寒武纪及变质岩研究室的同志首次对我国前寒武系进行了全面系统总结,于1962年出版了《中国的前寒武系》一书;后又与同事于1972年(英文)、1973年(中文)发表了《中国华北和东北地区前寒武系》一文;1982年与白瑾、孙大中发表了《中国的下、中前寒武系》一文。1986年他又在上述《中国地质》一书的有关章节中,对中国太古宙表壳岩和前寒武纪的岩浆岩和岩浆作用特征进行了全面、扼要的总结,在每次总结中,他都对我国前寒武纪地质的一些重要问题提出若干新认识和新观点,从而不断地促进了我国前寒武纪地质研究和找矿工作的开展。   
      程裕淇长期担任科学技术行政管理部门和学会的领导职务,参与了国家和地质矿产部门的若干重大科学技术问题的讨论和决策。为推动我国地质科学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地质人员只有近300人,他服从国家需要,先后到辽宁鞍山和湖北大冶去兼任地质勘探队队长。地质部成立后,他奉调来到北京,先后担任了地质部矿产司副司长、技术司总工程师和地质矿产研究所副所长、所长等职。   
      “文化大革命”之后,他作为专家担任国家地质总局全国铁矿综合研究组组长,对全国铁矿会战起到了参谋作用。恢复了中国地质科学院副院长职务后,他重点抓了该院的出版工作。1979年被任命为地质部副部长,1982年起又任地质矿产部总工程师,他一方面指导全国地勘工作,同时根据地质队普遍存在的室内和野外工作脱节的现象多次作报告、写文章,并身体力行地予以指导和纠正;为总结建国几十年的地质工作成果,由他倡议并指导了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质志的编纂并建立了地质矿产部出版系列;与此同时,他还指导许多省级地质局(队)的工作,对全国地矿工作的发展和成绩的取得起到了推动作用。   程裕淇作为中国地质事业重要的领导者与组织者,时时注意总结历史经验,探索发展规律,预测演进趋势。因而,他也很重视中国地质学史的研究。   1959年,适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中国科学院组织编写了一套系列丛书《十年来的中国科学》,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程裕淇和裴荣富合写了其中《地质学》卷里的一部分:《中国的铁矿地质研究》。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共中央宣传部等单位,为总结中国30多年来各方面成就与经验,发起编撰出版《当代中国》丛书,共约200卷。当时作为地质部副部长的程裕淇与夏国治一起,担任了《当代中国的地质事业》一书之主编。该书于1990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全书约46万字。“绪论”简述了古代及近代地质事业发展史。第一篇分四个阶段(1949-1957年,1958-1965 年,1966-1976年,1977-1985年),简述了新中国地质事业的发展历程,并概括叙述了主要的成就。第二篇就“区域地质调查”、“能源矿产地质”、“金属矿产地质”、“非金属矿产地质”、“水文、工程、环境地质”、“海洋地质”、“矿山地质”各个专业领域进行了总结。第三篇着重介绍“地质科学研究”与“地质教育”。第四篇论及“地球物理勘查”、“地球化学勘查”、“遥感地质”、“探矿工程”、“地质测绘”、“实验测试”、“计算机技术”等等新技术、新方法的应用。第五篇述及“矿产储量及矿产资源管理”、“地质资料”、“博物馆、图书情报和出版工作”、“对外科技交流和合作”、“地质学术团体的活动”和“地质队伍的思想作风建设”。书中有彩照若干幅,还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国地质事业大事记”(1949-1985年),还有人名索引及英文目录。这实在是中国地质学史上之重要经典著作。

社会评价
  程裕淇是一位成绩卓著的科学家,又是一位能孚众望的科技管理工作者。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善于团结各种意见的同志一道工作;他尊重实践,勇于开拓,精于治学,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科研和生产,室内、室外工作相结合;他对工作从不挑剔,始终坚持国家需要什么就作什么的爱国之心。他留英回国后,根据当时的需要欣然接受了去川西调查砂金矿及其他矿产勘查的任务,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工作了将近一年,抗战后期他又去新疆从事石油地质调查。   
      全国解放以后,他服从工作需要,欣然离开科研岗位,长期从事矿产勘查和地质科技管理的领导工作。但他对服从工作需要的理解是不限于单纯地按下达的任务要求办事,而是采取更积极的态度,尽可能利用工作的机会和条件,取得更多的其他地质成果。如在30-40年代进行砂金矿、铁矿和石油普查时,就同时发现了变质的火山岩建造;在管理工作过程中,凡所到的地方,在完成主要任务的同时,也力争多观察当地的地质现象,并亲自为广大基层地质队鉴定岩石薄片和讨论地质问题。还不断挤时间进行一些专题和综合研究,他的一部分学术成果,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取得的。因此他的工作日程总是排得满满的,时间不够,就占用8小时以外和节假日,“工作第一”一直是他的座右铭。

主要论著
1 程裕淇,陈恺.安徽庐江明矾石砂地质研究.地质汇报,1934(26):1-23.   
2 谢家荣,孙健初,陈恺,程裕淇.扬子江下游铁矿志.地质专报,甲种,1935(13):1-78.   
3 谢家荣,程裕淇.福建安溪永春永泰地质矿产.地质汇报,1936(27):1-12.   
4 Cheng,Y.C.Orogenesis in China.Proc.Liverpool Geol.Soc.,1937,17:231-242.   
5 王曰伦,刘祖彝,程裕淇.宁乡铁矿地质.地质汇报,1938(32):1-32.   
6 程裕淇.云南昆阳中邑村磷灰岩.地质论评,1939,4(3-4):185-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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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5-25 22:36 | 显示全部楼层
谢谢楼主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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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工作,好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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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5-26 07:48 | 显示全部楼层
厉害啊,都是专家(⊙o⊙)哦
真正的幸福是不能描写的,它只能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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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5-26 11:40 | 显示全部楼层
都是先辈呀,瞻仰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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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5-26 14:30 | 显示全部楼层
楼主用心了,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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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5-26 18:38 | 显示全部楼层
都是先辈呀,瞻仰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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