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学名人堂【地学名人汇总】

cqg1985

地学名人之涂光炽
涂光炽-生平简介
　　 涂光炽院士，1937年毕业于天津南开中学，1944年毕业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地质地理气象学系。1949年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获博士学位，1949—1950年任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ResearchAssociate，1950—1951年在清华大学任副教授，并首先在中国开设地球化学课程，1951—1954年在苏联莫斯科大学进修，1955年任北京地质学院副教授，1956年在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任副研究员、研究员，自1960年起任副所长。同期仍兼任北京地质学院、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教授。1966年起任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名誉所长。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曾任第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和第七届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地学部主任。国家学位委员会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奖励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成员。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名誉理事长。兼任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技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教授，《中国科学》、《科学通报》编委，中、英文《地球化学》、《矿物学报》主编。自1987年起为美国地质学会终身荣誉会员，曾任《EarthandPlanetaryScienceLetters》杂志国外编委。

　　涂光炽20世纪50年代在祁连山及西北干旱地带作综合地质考察。60年代从事华南花岗岩类有关矿床及铀矿地质研究，70年代除继续此项研究工作外，着重从事富铁矿床研究。80年代主要研究层控矿床，后期侧重新疆北部及黄金地质并持续至今。90年代开始超大型矿床、低温地球化学及分散元素成矿研究。1982年，“华南花岗岩类地球化学”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1985年，获中国科学院“竺可桢野外工作奖”；1987年“中国层控矿床地球化学”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1993年，“中国金矿主要类型、成矿模式及找矿方向”获国家黄金管理局一等奖（以上着作中为第一作者）；1995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地球科学）；1996年，《中国矿床》专着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担任铅锌矿床部分）。
涂光炽-科学思维
　　涂光炽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自觉运用自然辩证法指导自己的科研实践。他倡导开展地球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与讨论，建议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设立地球科学认识论与方法论研究会，这对活跃地球科学的学术思想，提倡创造思维，推动地球科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求真求实，逆向思维

　　涂光炽追求理论联系实际，他提出的找矿设想和思路，尤其在事关中国地质找矿方向等重大关键问题上，总是依据中国的国情和矿情，坚持实事求是，摒弃从众心理，运用“逆向思维”，提出个人的见解，开拓新的局面。

　　1974年，中国掀起了寻找富铁矿的高潮。当时，颇为强烈的找矿指导思想是寻找前寒武系古风化壳型富铁矿，领导者这样号召，同行也如此论证。他根据自己对中国前寒武系条带状铁矿的研究实践与理论分析，指出这样的找矿思路存在着问题。他认为依据加拿大、澳大利亚、前苏联、美国、巴西这些产富铁矿国家的富铁矿部分为前寒武系古风化壳型，由此推论中国也应主要寻找古风化壳型富铁矿，这样的推论是不合适的。他在多次富铁矿会议上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中国早前寒武系曾发生多次变质作用，很难在其中出现未变质或浅变质的富铁硅酸盐、碳酸盐和硫化物建造，而后者正是后期形成风化壳型富铁矿的基础；中国早前寒武系主要产出铁的氧化物建造，它们很难在后期风化作用中富集；中国地质历史晚期相对剧烈的构造活动也不利于风化壳的渗透发育与保存。他认为，富铁矿形成机制多种多样，因而应广开门路，不局限于寻找古风化壳型富铁矿。

　　前寒武系古砾岩型金、铀矿床一直是广大地质工作者十分关注的找矿对象，因为无论就储量、产量而言，这种类型的矿床多年名列世界前茅，中国也有不少地质同行提倡应寻找古砾岩型矿床。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他从剖析中国前寒武系发育演化的具体条件出发，论证了在中国产出古砾岩型金、铀矿床的前景不佳，实际上较大规模的这种类型矿床在整个欧亚大陆都未曾找到过。他提出了中国金矿类型划分的意见，并论证了哪些矿床类型在哪些地区最有前景。同时，他也强调了某些在国外出现的重要的类型在中国出现几率不高的道理。

　　中国多年寻找富铁矿、金矿、铀矿的实践证明，他从中国的地质实际出发，敢于实事求是，不生搬硬套别人的经验与看法，因而其见解比较接近客观实际，是正确的。

　　要做到实事求是，首先必须注重实践。他是重视文献资料的，但他更重视野外观察和力所能及的实验测试。他亲自工作或考察过的国内外矿床有三百多个。在早、中期工作中，他争取时间做显微镜下的观察实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靠边站”时，他看了大量光片、薄片。他认为只有在野外和镜下观察的基础上，才能提出合理的测试和实验方案。反过来，实验测试结果应当与野外和镜下观察相结合，否则，片面强调数据，便有可能作出错误判断。

　　2.在业务实践中自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

　　一个地学工作者，应当自觉地学会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自己的业务实践。但要做到这一点却决非易事，要下大功夫才成。他分析了地学研究的三种制约因素：

　　(1)地质作用本身和地质体的形成是长期的、错综复杂的现在只能看到这些长期作用的最后结果，如要探索全过程则缺乏系统的理论、方法、手段，容易带上主观色彩。

　　(2)地学的区域性因素很强某一地带的规律、现象不一定会出现于其他地带，但在一个地区工作时间长了，就容易把对这一地区的看法推广到其他地区，因而难免带来一定的片面性。

　　(3)各种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的束缚

　　要突破上述三种制约因素，恰如其分地反映客观实际，就要讲究思维方法，处理好若干关系和矛盾问题。通过自己的长期业务实践，他提出了地学工作者应当重视的八个问题，即：非此即彼与亦此亦彼；复杂成因与单一成因；将今论古与地球演化；突变论与渐变论；共性与个性；⑥开放体系与封闭体系；⑦野外观察与实验测试；⑧均一性与非均一性。

　　80年代，他曾多次探讨了这八个地学思维问题，并写成文章《地学中若干思想方法的讨论》，发表于《自然辩证法研究》期刊，此文于该期刊创刊10周年之际被评为优秀论文。

　　这八个问题涉及地学在其数百年的发展历史中的主要思想方法。这里，他通过两个实例说明自己长期坚持的思维方法。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的论断启迪了他辩证思维的智慧，使他联想到作为固体地球科学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成岩成矿理论，恰好在成岩成矿的某些关键认识上，长期以来主要是“非此即彼”观点占主导地位。从传统成矿理论出发，矿床被看作不是外生的、沉积的、风化的，就一定是内生的、岩浆或岩浆热液的、变质的。内生成矿与外生成矿被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成矿作用，即所谓“水火不相容”，中间不存在过渡类型。他认为在成岩成矿作用中，确实存在“非此即彼”，但不可能全部概括其类型，过渡型、“亦此亦彼”的成岩成矿作用也是广泛发育的。作为实例，他列举了现代洋底成矿作用，大量洋底块状硫化物矿床是在热液介质中主要以沉积方式形成的，这是一种“亦此亦彼”。另外，洋底之上的水体中成矿以沉积方式为主，而洋底之下的岩石介质中成矿方式主要是热液充填与交代，这又是一种“亦此亦彼”。

　　在地球地壳的各种各样发展演化过程中穿插着渐变与突变现象。恰如其分地处理好这二者的关系，也要讲究思维方法。他认为地学界长期以来实际上是均变论占统治地位，因而不少地学工作者不习惯于突变论观点。然而，在自然界的各种灾害中，如地震、火山爆发、洪涝等都是突变的表现形式。由于成岩成矿过程动辄以亿万年计，因而人们易于着眼均变而忽视突变。其实在地球演化的历史长河中，许多矿种的形成过程都存在着渐变与突变现象。如铅和稀土元素在太古宙时不成矿，但到中元古宙则大量成矿，形成一些著名的超大型矿床。这便是突变成矿的实例。

　　在他撰写的论文和主编的专着中常常可以找到这方面的线索：如在讨论层控金属矿床与油气矿床的异同时，他尽力排除人为因素的影响，列举了金属改造成矿作用与油气成藏作用的许多类似和不同之处，它们之间并没有截然分明的界限。

　　3.瞄准学科前沿，结合国家需求，不断提出新方向、新课题

　　他十分注意经常变化而又丰富多彩的学科前沿，并结合国民经济需求，瞄准新的突破口，不断提出新方向、新课题；进而亲自组织实施，力求早日占领新的学科制高点，在工作中逐步提出新认识、新见解。70年代后期，他察觉到层控矿床的重要性。“文革”刚刚结束，他即组织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的部分，围绕层控矿床的概念、分类、形成机制、时空分布、国内外对比等问题，多次展开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讨论，并引导大家进行层控矿床理论总结，在80年代出版了《中国层控矿床地球化学》3卷专着。根据同行专家评审意见，“此书是中国第一部层控矿床系统研究专着和理论总结，它在系统性、概念理解以及对一些问题的讨论深度上，超过了国外以《层控矿床及层状矿床》（1976—1981）13卷丛书为代表的成果”，本项研究于1988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80年代初，他根据在华南的地质实践和在国外开始的关于A?型花岗岩的讨论，提出了研究富碱侵入岩带的必要性。他定义的富碱侵入岩包括成因上和时空分布上密切联系的富碱的硅不饱和、饱和和过饱和侵入岩类，否定了以往认为这些岩类成因上无联系的片面认识。之后，他又在北疆的地质考察工作中，进一步论证了富碱侵入岩带在造山带地质发育演化上的重要意义并不亚于蛇绿岩带。

　　80年代后期，考虑到超大型矿床对解决矿产资源、建立矿业基地的重大意义，以及国际上刚提出的超大型矿床全球背景研究设想，他及时论证了在中国开展有关寻找超大型矿床基础研究的必要性及其内容、措施、课题、技术路线等问题。经过多次酝酿与评审，最终成为由国家科委主持的基础科学攀登计划项目之一，他是该项目的首席科学家。基于过去几年的项目研究实践，他们已初步提出了有关超大型矿床概念、分类、类型选择性，以及中国超大型矿床时空分布规律、形成机制等方面的见解。类似的工作在国外比较零星且缺少系统性。

　　在金矿及其他矿产地质、地球化学领域的多年实践，使他确信，在低温条件下（＜200℃，包括常温和零下温度）的一定介质中，金与其他金属都可以成为活泼、易溶、可迁移元素，并可富集成矿；但经典成矿理论却认为热液金矿床主要是高、中温矿床，而砂金则主要靠机械搬运而非化学搬运形成，除汞、锑之外的热液金属矿床也是在高、中温条件下形成的。岩石学研究存在类似情况，即大于300℃和常温的成岩实验数据是大量的，而50—250℃区间的实验数据则很少，因而低级变质作用、埋藏变质作用、成岩作用研究水平较差。上述情况不仅制约了成岩成矿理论的深入发展，对找矿评价也是不利因素。当20世纪80年代末，国外文献中出现较多讨论低温成岩成矿的文章时，他抓紧这一时机，于90年代伊始便提出了低温地球化学研究课题，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支持。从1995年结题情况看，本项研究在银的成矿作用、低温条件下一些元素的活动性实验、吸附实验、油气田的埋藏变质等方面，均提出了新颖的见解与思路。

　　矿床学界和地球化学界一向认为分散元素不可能成矿，实际上分散元素矿物无论在数目和总量上都是很少的。但无独有偶，近年来在中国西南地区却接二连三地出现了锗、碲、铊、硒等分散元素形成独立矿床或矿体的报道，这使他兴奋不已，夜不能寐，反复追思其奥秘所在。他想，究竟是什么因素、条件、介质、环境、背景导致这些元素不趋向于分散，而趋向于富集成矿呢？这显然是找矿和成矿理论上的重要课题，与环境保护也有密切联系。于是他又及时组织力量，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提出了立项申请，获得批准并已启动。初步认识是：分散元素可以成矿，但条件十分苛刻。

　　4.师古不泥古，熔旧为翻新；坚持学术民主，集中群体智慧

　　在成矿基础理论问题上，他强调尊重前人早已建立的各种理论体系与学说，但也要敢于大胆突破某些传统观念的束缚。例如，他在经过多年的实践与剖析后，认为成矿作用与成岩作用既有不少类似之处，又不宜完全等同起来。成岩作用涉及的主要是量大面广的常量元素，而成矿金属则多为微量元素。根据成因机理，岩石可以划分为岩浆岩、沉积岩和变质岩三大类，但沉积作用（包括沉积成岩、风化等作用）、岩浆及岩浆热液作用和变质作用尚不能囊括所有重要的成矿作用。1974年，他提出了一种新的成矿作用——改造成矿作用，并对它的概念、内涵、机制等进行了多次阐述与讨论。据此，他还建议将矿床成因类型的三分法改为四分法。

　　在对矿床形成过程作了系统剖析后，他发现传统的单成因观点对某些矿床与矿床类型是难以应用的。早在1974年，他就指出了叠加成矿对某些矿床形成的重要性。1977年，他进一步以矽卡岩型矿床为例，阐明了这一类型矿床的多成因问题。此外某些矿床的形成过程持续时间甚长，具多期性；物质来源复杂，具多源性。这些矿床的形成也不是单一成因所能解释的。当然，对某些矿床持多成因观点并不排除另一些矿床具单一成因的特点。

　　他提出的改造成矿作用和矿床多成因论等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成矿学说的不足，使之更接近成矿作用的客观实际，在今天已被许多矿床学同行专家所接受。

　　他认为一个研究所、研究室可以为发展某一学科而设立，但不应为维护某一学派或某一学术观点而设立；以行政手段打击一个学派或不同学术观点是错误的，但同样，以行政手段扶持一个学派或不同学术观点也未必正确，只有通过长期实践，才能检验某一科学理论是否正确。因此，他认为研究单位对于各种学术观点应力求兼容并蓄，不同观点可以通过相互讨论，在百家争鸣中互相补充。

　　多年来，作为多单位协作攻关的若干科研大项目的负责人或首席科学家，他强调在合作科研中既要坚持学术民主，又要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力求更好地集中群体智慧，在某些关键问题上达成一致。例如，超大型矿床的定义和概念，有关这一项目的参加者观点必须一致，否则就缺少最起码的共同语言了。在讨论超大型矿床与矿床密集区的空间分布规律时，不同学者的思想侧重点有所不同，如有的人从大地构造单元出发，有的人提出同位素急变带的见解，有的人则对岩石圈厚度、地热流异常等因素进行探索。此时此刻，作为首席科学家就不能只停留在“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水平上，而应力求高屋建瓴地进行多学科综合分析，以便求得高层次的总结性见解。做到这一点很难，但他总是尽力去达到综合认识的预期结果。

　　5.既要异想天开，又要实事求是

　　十多年前涂光炽也为自己和青年科学工作者提出了下列八句话作为座右铭：

　　设想要海阔天空，观察要全面细致；实验要准确可靠，分析要客观周到；立论要有根有据，推论要适可而止；结论要留有余地，表达要言简意赅。

　　这是针对地学工作者说的。

　　地学的研究对象和实验室是广袤的自然界，固体地球科学要面向已生存和演化了长达45亿年的地球。这些时空背景要求地学工作者的设想和思路必须开阔一些，要着眼于整个地球，而不只是周边景观；面对眼前地质现象，要回顾过去亿万年发生的地质事件。因此，不能拘泥于一时一地、一事一物。地学工作者要勤于思考，善于联想、对比和推理。

　　推论要适可而止，结论要留有余地——这些也是他针对地学工作者说的。他认为固体地球科学涉及地球与邻近天体各圈层，上下数十亿年历史，从目前科学水平看，所认识、所理解的只是部分现象、事实和规律，尚待解决和深入研究的问题还很多，即未知世界还很辽阔。因此，地学工作者切忌推论过早过多，结论也不宜说得太死。但这决非含糊其词、模棱两可。

　　在他的八条座右铭中，关于观察、实验、分析、表达、立论等五条的提法，他认为科技界是会同意的，但另外三条，即上述关于设想、推论和结论的提法是否恰当，他本人也觉得没有把握，希望能引起地学界同仁的讨论和评议。
涂光炽-教育事业
　　除了科研工作以外，数十年来涂光炽教授还做了大量教学、组织管理和外事工作。早在1950年他回国后，就在清华大学讲授地球化学，这是在我国最早开设的地球化学课程。

　　1955年1月，涂光炽留苏回到北京，他先到由派他留苏的清华大学地学系和北京大学地质系、天津大学（原北洋大学）地质工程系和唐山铁道学院地质组合并而成的北京地质学院继续任教，开设了“找矿勘探”和“矿床成因”课程。他以当时的经典教材为基础，结合留美期间所做的实验工作和留苏期间在乌拉尔等矿区大量的野外实践，把国际上最新的理论和方法介绍给学生，因此，他的讲课内容新颖而丰富，论证严谨而深刻。学生们说：听涂先生的课是知识和思维的升华，是一种高尚的学术熏陶。他们为涂光炽老师讲的每一堂课而倾倒，激发出对他深情的崇拜。1955年11月18日，高等教育部批准北京地质学院成立学术委员会，涂光炽副教授当选为学术委员会委员。后来涂光炽到中国科学院任职后仍兼北京地质学院副教授，继续开设上述两门课程。50年代后期，他仍在北京地质学院和北京大学兼课。1958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立地球化学系后，他多次到该系讲授矿床地球化学课程，后来他担任了兼职的该系的副主任。因而中国地球化学学科的创立和地球化学事业的发展是和涂光炽的贡献与建树分不开的。

　　重视培养科研人才是涂光炽教授几十年科研生涯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1956年他参与了制定我国第一个科学技术长远规划的工作，当时年仅36岁的涂光炽，除研究工作外还承担了指导研究生的任务，除“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他从未间断过指导研究生的工作。

　　在大海中学会游泳，在实践中增长才能。涂光炽一再强调：“要学会独立工作”；“研究生不同于大学生，要学会自学”；“要学会查文献，熟习自己研究领域的进展”。每隔一段时间，涂光炽都要亲自主持全室的学术会议，要每个人作各自领域相关问题的调研报告，既活跃了学术空气，又使大家相互了解、相互学习、启发思路、扩展知识，还使每个人学会组织材料、综合分析、准确表达、提高水平。在培养研究生过程中，从课程、外语、选题、野外考察计划、室内地球化学方法，到审定论文提纲，他都亲自指导。他总是把研究生放在与国民经济发展关系最密切的或基础研究中最前沿的科研领域中培养锻炼。如金属矿产资源的矿床地球化学研究、环境地球化学、微量元素地球化学、层控矿床地球化学等新兴学科。他放手让研究生在这些领域中钻研，教育他们要有创见、有抱负，要敢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和理论，不要做书呆子，成为墨守成规者。

　　他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先后为国家培养了近40名研究生，培养了几代地球化学领域的大量科技人才。他培养的人才已成为我国地学研究、教学和生产的骨干力量，有的已成为我国矿床学、地球化学等领域的学术带头人及有名望的科学家和管理专家。他提出人才与成果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他强调第一流的研究所要出第一流的成果、出第一流的人才。因此，他总是从繁忙的工作中挤时间给科研人员、野外地质队的技术人员做学术报告，讲授地学领域的新理论、新思想，以提高在职人员的理论水平；到兼职的院校给教师和学生上课；亲自指导硕士生、博士生和博士后完成学业与从事科研工作。
涂光炽-代表论著
　　1.涂光炽.1963.干旱和极端干旱气候条件下硫化物矿床氧化带发育特征.地质学报,43(4)：361—377

　　2.涂光炽.1973.七十年代自然科学领域中一个新生长点——环境科学.环境地质与健康.北京：科学出版社，1—3

　　3.涂光炽.1975.叠加与再造——被忽视了的成矿作用.湖南地质科技情报.铁矿座谈会资料汇编(1)：68—75

　　4.Tu Guangchi.1985.Evolution of Precambrian REF Mineralization.Precambrian Research,27(1—3):131—153

　　5.Tu Guangchi.1986.Mineralizations Relevant to Granitoids as Examplified by the Chinese Ore Deposits.In “Advances in Science of China,Earth Sciences”,cd.By Tu Guangchi,Science Press and John Wiley Sons,Vol.1,407—426

　　6.涂光炽.1987.华南两个富碱侵入岩带的初步研究.见：花岗岩地质与成矿关系.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21—37

　　7.涂光炽.1988.一些金矿床地质问题的讨论.地质找矿论丛，3(1):1—8

　　8.涂光炽.1989.我国南方几个特殊的热水沉积矿床.见：中国地质科学院矿床地质研究所编.中国矿床学——纪念谢家辰诞辰90周年文集.北京：学术书刊出版社，189—198

　　9.涂光炽.1990.我国原生金矿类型的划分和不同类型金矿的远景剖析.矿产与地质，1—10

　　10.涂光炽.1991.地球化学走向何方?南京大学学报(地球科学)，3(3)：203—209

　　11.Tu Guangchi.1991.Pb?Isotopic—Mineralogic Constraints on the Source of Metals in Certain Skarns Deposits in North China,in 《Skarns——Their Genesis?Metallogency》,99—107，Theophnas?tus Publications S.A.Athens,Greece

　　12.Tu Guangchi.Zhao Zhenhua.1992.Granitoids as a mobilizing agency in ore formation.Petrogenesis and Mineralization of granitoids Proceedings of 1987 Guangzhou International Symposium,Science Press,713—720

　　13.涂光炽.1993.关于砂金矿床形成条件及砂金矿床与厚生金矿床空间关系的讨论.见：中国金矿地质地球化学研究.第一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2—27

　　14.涂光炽主编.1993.新疆北部固体地球科学新进展.北京：科学出版社

　　15.涂光炽.1995.回顾30年来的矿床学.见：王鸿祯主编.中国地质学科发展的回顾.武汉：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126—134

　　16.Tu GuangChi.1995.Some Problems pertaining to Superlarge Ore Deposits of China.Episodes,IUGS 18(1—2):83—86

　　17.Tu Guangchi(editor?in?chief).1996.Low?Temperature Geochemistry.Science Press

　　18.Tu Guangchi(editor?in?chief).1996.Geochemistry of Strata?bound Deposits in China.Science Press

　　19.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编.1998.高等地球化学.北京：科学出版社.其中“绪论——兼论地球化学领域近十余年来的若干重要进展”系涂光炽执笔

　　20.Tu Guangchi.1998.Comments on isotope geochemistry as related to mineral deposits in China.Ineditors?in?chief) Tu Guangchi,T.J.Chow.Isotope Geochemistry Researches in China.Science Press,368—374

　　21.涂光炽.1998.贵金属找矿的若干问题讨论.见：陈毓川主编，当代矿产资源勘察评价的理论与方法(186—191).北京：地质出版社

　　22.涂光炽.1998.试论非常规超大型矿床物质组成、地质背景、形成机制的某些独特性——初谈非常规超大型矿床，中国科学(D辑)28卷增刊，1—6

　　23.涂光炽.1999.初议中亚成矿域.地质科学，34(4)：397—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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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人简介　　

    翁文灏( 1889年 – 1971年1月27日），字咏霓，浙江鄞县（今属宁波）人。
　　翁文灏出生绅商家庭。


　　民国时期著名学者，是中国最早期的著名地质学家。对中国地质学教育、矿产开探、地震研究等多方面有杰出贡献。
　　翁文灏担任过焦作工学院(今中国矿业大学)的校董。翁文灏曾以名学者之身份在国民政府内任事，在抗战期间主管矿务资源与及生产。
　　1948年更曾任担行政院长。不过在任期间推出金圆券，引起金融混乱和恶性通胀，声名大坏而下台。
　　1951年从欧洲回到中国，被任为全国政协委员等职。
　　1902年1  3岁时通过乡试中秀才。后来到上海读书，在法国天主教会所办学校学习外文，后到欧洲留学。
　　1912年在比利时鲁凡大学(Louvain)获地质学博士。同年回到中国，在北洋政府农商部任事。
　　1934年曾兼任中国矿业大学的前身——焦作工学院常务校董。
　　1913年，翁文灏同丁文江等一同创办了北洋政府地质调查所，一面搞地质研究，一面招收中学毕业生入学培养地质人才。这是我国第一个从事地质研究和培养地质人才的机构。翁先生曾任该所所长,并在地质研究所任讲师、主任教授，中国首代地质工作者多出自其门下。
　　翁文灏同时亦於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任教授，曾为清华地质学系主任、兼任代理校长。
　　1971年病逝北京。
2.个人贡献
　　翁文灏对  中国地质学各方面研究皆有贡献。他曾任北洋政府矿产股长，国民政府农矿部地质调查所长，研究中国各种矿产分布。翁文灏首创多个中国第一：第一位地质学博士、第一个

撰写中国矿产志、编成第一张全国地质图、主导发现及开采中国第一个油田：玉门油田。翁文灏是中国石油工业摇篮——甘肃玉门油田的创建人，他还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学问做到院士，当官做到总理”的人。
　　1920年甘肃发生8.5级地震，翁文灏亦是第一名考察研究的中国学者，事后出版中国地震区分布图，是中国首张地震区划图。中国第一个现代地震台是在翁的主事下，於1930年在北平西山建立。
　　此外翁文灏对构造地质学、历史地质学都有研究贡献。北京周口店出土北京猿人，亦是由翁所主导的新生物研究所所发现。                           袖珍中华分省图民国                                                地图-翁文灏题
　　翁文灏是中国地质学会的创会会员之一，亦是中国地理学会第一至十届会长。翁无论在中国内外学术界皆享有声誉，英国伦敦地质学会授与其荣誉会员，美国、德国、加拿大各地大学及研究机构亦曾分别授与他荣誉学位或职位。

3.从政生活
　　翁文灏早年表现不欲从政，曾被委为国民政府教育部长但亦未受；所任政府公职皆与学术有关。
　　1932年出任军事委员会国防计划委员会秘书长，但委员会内皆是学术界名人。在这期间，他一直没有中断对我国资源的调查和研究，如对甘肃油矿局，天府、南桐等煤矿都进行了深入的调研。
　　1934年冬天，翁文灏任焦作中福煤矿整理专员，任焦作工学院常务校董，对当时的私立焦作工学院多有关怀。
　　1934年，翁于考察石油途中遇上严重车以致祸昏迷。得蒋介石关护，指令全力抢救，后来渡过危险。事后翁可能是难却“救命之恩”，正式踏上仕途。
　　1935年蒋自任行政院长，翁任行政院秘书长。1937年翁出任经济部长，在抗战期间主管中国的战时工业生产及经济建设。
　　1945年在当选国民党中央委员，并任行政院副院长，至1947年辞任。
　　1948年6月，翁文灏应蒋介石之邀，任政府行宪后第一任行政院长。任内主持货币改革，在8月推出金圆券取代法币，并以行政方法意图控制物价，结果造成金融失调。翁内阁于11月总辞。次年初蒋介石下野，翁于2月任李宗仁之总统府秘书长。至5月，李宗仁主事与共产党和谈失败，翁辞去秘书长之职，并出国至法国。
　　1951年，翁经香港回到中国，是首名回北京的前国民党高级官员。翁在1948年曾被共产党列为战犯，回国初期曾因不积极批蒋而受压。
　　1954年后方获任政协委员，之后主要从事翻译及学术研究。文革中得特别保护而只受少许冲击。1971年病逝于北京。
　　他的地质学造  诣很深，对著名的大陆漂移说和燕山运动的阐述与发展贡献卓著，为祖国地质事业和地质科学奠定了基础。著有《中国矿产志略》、《甘肃地震考》、《地震》、《椎指集》等著作。翁先生一生喜好藏书，生活朴素，去世后，他的所有藏书连同一生积蓄都上交了国家。
4.家庭
　　翁文灏有四子。次子为国民党空军机师，于抗日战争中殉国。大儿子翁心源是著名石油工程师，1970年在文革中被迫害至死。
　　中国地球物理学奠基人、中国科学院院士翁文波是其堂弟。中国工程院院士翁心植是其侄子。美国钛合金专家翁心梓亦是其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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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廷栋-个人简介
　　李廷栋，区域地质学家、地质编图专家，大地构造专家、地质科技管理专家。历任中国地质学会常务理事、副理事长，中国地质学会地质制图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南极研究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大洋协会副理事长，中国青藏高原研究会副理事长，地质矿产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学位委员会副主任，国际岩石圈计划喜马拉雅协调委员会委员。还是《中国区域地质》主编，《地质学报》常务副主编等。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98年任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副主任。
李廷栋-选择地质
　　1930年10月7日，他出生于河北省栾城县宋北村一个不富裕的农民家庭。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正值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亲睹国土沦丧、民族遭受欺凌的悲惨状况。家境的贫困，国家民族的劫难，使他十分珍惜得来不易的求学机会，因而孜孜不倦、勤奋刻苦，总希望以学到的知识、技能为国家振兴、民族繁荣作贡献。
　　他靠亲友的支持和学校的资助在本村读完初小，在县城以优异的成绩读完高小，一心想出远门，见大世面。后又在亲友的资助下，只身来到北平，考入了西城白塔寺附近的平民中学。此时的他，学习十分刻苦，还天天练武术锻炼身体。前三个学期每学期他都是第一名，因而免交学费并享受奖学金。第四学期因病扣分而没有获得第一名，因此不能全部免交学费了。为了生计，他转学插班到了河北省武清县杨村的河北师范学校初中部读初三，因为这里是省立学校，免交学费。初中毕业后，他又回到了北平，考取了北平一中。他在这里几个学期在班上都是名列第一，并有一个学期总平均分为全校第一，因而获得奖学金并当选为班长。北平解放前他上高二，在进步同学的熏陶与带领下，于1949年春天加入了青年团。解放后，他很快就当选为全校学生会副主席，参加学习了党的基本知识，于1949年冬成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他的聪明才智得到了更好的发挥。
　　高中三年级时，他经常到北京大学地质系看望同乡、同学任冠政。由于他比较喜欢地理课，因此也从任冠政那里了解到地质系的一些情况，还有机会参观了地质系的标本陈列馆，渐渐地知道了地质是干什么的，也开始知道了地质学的一些基本知识，因而萌发了学习地质、献身地质科学事业的志向。1950年夏天，他高中毕业后，终于如愿以偿地考入了北京大学地质系。
　　作为“五四”运动发祥地的北京大学，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科学民主的精神和严谨求实的学风。这里的地质系，又有著名的教授孙云铸任系主任，又有潘钟祥、王嘉荫、王鸿祯、马杏垣、张炳熹、池际尚、董申保、郝诒纯、杨起、陈光远等名家及青年教师们执着敬业、精心治学、言传身教，这使得被选为系学生会主席的李廷栋，不仅初步掌握了地质科学的基础理论知识，而且进一步坚定了献身地质事业、建设新中国的信心与决心。年近花甲的孙云铸教授带领他们赴河北获鹿进行野外地质实习，马杏垣教授带领他们在北京附近进行野外地质工作，他们广博的地球科学知识、对野外地质现象的深刻系统分析、极富哲理的深遂的思考，极大地提高了他学习地质的兴趣和积极性，成了他日后不断进取的永久的激励。
　　1952年在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中，北京大学地质系并入了新成立的北京地质学院。由于北京地质学院刚开始建设，这样，高年级的学生仍留在北京大学沙滩校址学习，而院本部则在西城官园附近的端王府夹道。李廷栋当时作为北京地质学院学生会副主席分管沙滩部分的学生工作。繁重的学习任务与学生工作，锻炼了他的组织才能。
　　1953年他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成立不久的地质部机关，从事矿产资源勘查的技术管理，并担任刘景范副部长的业务秘书。这时，他经常跟随地质部工作组和苏联专家到中国许多矿区调查研究，学习到了许多有关矿床地质和勘查技术方面的知识，搜集积累了大量有关区域地质和矿产地质的资料。1954年上半年又被派赴冶金部成矿理论学习班系统学习了成矿理论和矿床分布规律的知识。这些都为他日后的综合研究奠定了基础。
　　机关的任务与工作毕竟不是地质工作的本身，短期的学习培训的成果只有通过地质调查研究的实践才能得到理解、认识和提高。作为年轻的地质工作者，他认为野外地质调查研究是地质科学实践的最主要形式，是获取高水平地质成果的基础，是人才健康成长的必由之路。他决心投身于野外地质实践，充实地质知识，提高地质鉴别能力，因此他多次申请到野外地质工作第一线。经他多次请求，终于获得领导的批准，于1957年6月走出了地质部机关，投身到大自然的地质怀抱之中。
李廷栋-地质调查
　　他走出地质部机关大门的第一站，是赴大兴安岭北部进行区域地质调查。在这里他先是参加了中国科学院中苏合作黑龙江流域综合科学考察。以后又主持了地质部大兴安岭东坡地质调查。在大兴安岭他整整工作了4个年头。当时，那里基本是地质调查空白区，森林茂密，人烟稀少，交通不便。他说：每天都要徒步数十里，钻密林，过草甸，跨急流，进行地质观测研究。宿帐篷，席草地，烛光下进行标本、资料的整理。几乎天天浸泡在雨水、河水、露水和汗水之中，还受到野猪、狗熊和狼的侵扰。几次断粮，只得挖野菜、采蘑菇充饥，工作条件十分艰苦。但是他说，为了科学探索，大家同舟共济，克服种种艰难险阻，胜利地完成了工作任务。他们填制了大兴安岭北部1∶100万地质图，编写了专着和论文，他们填补了本区地质研究的空白，初步建立了本区地层系统和侵入岩期序，总结了区域地质特征，提出了本区构造的多旋回发展程式和构造的继承性、新生性、迁移性等演化规律。特别是得布尔干大断裂、前寒武系和热河动物群的发现，对于东北地区乃至中国地层对比和构造研究都有重要意义。他们对在这里的地质调查研究成果充满了胜利的喜悦。他说，使深感遗憾的是，4年野外工作不幸牺牲了4名队员，这越发使人们珍惜这些用鲜血与汗水换来的地质调查研究成果。
　　1965年，为了加强大西南地质科研工作，他被调任地质部川西地质综合研究队队长，赴川西进行地质调查。这是一个学科配备比较齐全，有科学思路、有干劲、有创新精神的科研集体。他们经过充分准备，制定了研究目标和技术路线，试图攻克本区的一些“老大难”地质问题。川西高原山高谷深，气候多变，工作条件十分艰苦。1965年8月22日因公路塌方不能通行，他们硬是自己背着几十斤的行装，从海拔4200米的乾宁，星夜赶到海拔2000米的丹巴城。他曾赋诗一首呕歌了这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山城共灯划途谋，晓光初现雾中走。负重急行五十里，一日几度寒暑秋。你争他夺承重担，险坡寒星照急流。革命赞歌歌几曲，天公愁人人不愁。”他们坚持“以专业研究为基础，以综合研究为主导，以解决关键地质问题为目的”，“抓主要矛盾，开展精细调查研究”。他们在四川西部的三叠系及宝兴、金汤一带古生界志留系、泥盆系、二叠系中发现了丰富的大化石和微体化石，初步建立起宝兴一带古生代地层层序，查明了二叠系的构造轮廓及与三叠系的关系。他们经过几十天的精打细找，终于在宝兴以北首次采获早泥盆世布拉格期镰形新单笔石，这也是国内的首次发现，并发现了丰富的珊瑚、虫牙、几丁虫、单细胞藻类化石及高等植物的孢子，实现了地层古生物研究上的一次重要突破。他们还获得了“宝兴杂岩”7亿年的同位素年龄数据，重新厘定了地层层序及侵入岩期序，修订了四川西部扬子地台的西界，详细研究了三叠系的沉积建造组合等等。遗憾的是，由于文化大革命，有一半队员未能坚持到底，3年之后，工作就被迫停顿了。
李廷栋-职业成就
　　把地质编图提高到新水平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他在地质部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工作的时候，曾参加并主持了若干区域地质调查图幅设计、报告的评审验收工作。他主持编制了1∶20万及1∶100万区域地质调查规范，参与组织了中国区调工作会议和中国区调图幅清理工作，他主要负责抓重点地质区（带）区调工作部署和试点图幅的科学技术研究。他还经常结合区调图幅的问题进行短期野外地质考察，以解决填图中的有关问题等等。这些工作都为他以后进行地质编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世纪70年代以来，他主持编制了多种地质矿产图件，并且不断地探索技术方法、总结编图经验。在编图中，他始终坚持“严格要求、精心设计、精心编绘、严格审校、力求创新”的指导思想。他说：“编图过程就是区域地质综合研究的过程。”他强调丰富的科学内容与完好的表现形式相结合，提倡编图质量和科学技术上的创新。他自己则总是与编图组的们一道充分搜集研究已有的资料，深入综合分析对比，熟悉并掌握各地质区（带）的地质特征并作出合理的处置，还根据地质科学与地质工作的新进展，不断增加新的地质内容，扩大地质信息量。同时，在制图技艺、图面结构、色标制作等方面也不断进行革新。因此，编出的地质图件，其地质轮廓清晰，地质内容翔实，数据可靠，繁简适度，绘制精细，结构合理，色调配置得当，图形美观，从而把中国的地质编图提高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受到国内外地质界的高度评价，并被广泛引用。他先后主持编制的1∶400万《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图》（1972年版）、1∶500万《亚洲地质图》（1975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图集》（1973年版）及1∶200万《中国矿产图》等曾先后获得中国科学大会奖、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地矿部科技进步一等奖。1∶400万《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图》（1976年版）、1∶400万《中华人民共和国构造体系图》（1976年版）和《亚洲地质图》公开出版，并在第25届国际地质大会上展示，在国内外地质界、舆论界引起强烈反响。国际地科联主席杜伦佩教授称赞说这“是第一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图集》出版后，日本和英国要求由他们翻译出版。美国《地质时报》称“图件在细节上很精致”、“制图上配置很好”、“印刷达到了高水平”。香港大学地质系彭琪瑞教授称，这“对亚洲地质及世界地质的了解和研究是一个巨大的贡献”。
　　系统总结中国和亚洲区域地质
　　他在长期科研实践和区域地质资料积累的基础上，又不断地搜集分析新的研究成果，并且结合几轮编制的中国地质图件，多次总结中国区域地质特征，发表了二十多篇论文，编撰了《中国地质概述》专着，这是对中国区域地质的初步的但也是系统的总结，在“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条件下，却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总结。《中国地质概述》和有关论文划分了中国大陆的构造地质区和地质演化阶段，厘定了中国构造运动和岩浆活动期序，论述了中国地质的若干特点和矿产分布的地质条件。他把中国大陆划分为地台区、陆间增生褶皱区、陆缘增生褶皱区等3种“构造地质区”和10个“构造地层区”；划分出12期主要的构造运动，并以阜平运动、吕梁运动、晋宁运动、印支运动为转折，把中国地质演化划分为五大阶段。
　　作为集体研究成果，《亚洲地质》是中国地质学家编撰的第一部论述亚洲区域地质的专着。李廷栋是项目负责人和主要作者之一。《亚洲地质》根据王鸿祯院士倡导的构造活动论和地质发展阶段论的观点，把亚洲大陆分为6个地层大区（地质大区）和四大地质发展阶段，系统而概要地论述了亚洲大陆自然地理、区域地层、区域岩浆岩和区域构造时空发育的总体特征。李廷栋则从自然地理与地质结合上，把亚洲划分为六大自然地理区，从形成的地质背景上总结出亚洲地势发育的4个条件和特点，概括出6种山体结构形式。他从地壳结构及其演化的差异出发，把亚洲划分为六大构造岩浆域，总结出亚洲岩浆活动的阶段性、继承性、分异性、分带性及迁移性的时空演化规律；在有关论文中把滨太平洋中新生代岩浆岩划分为陆内、陆内断陷、陆缘盆地及西太平洋岛弧4个构造岩浆区和20个构造岩浆系，并分别论述了它们的特点。该书获1982年中国优秀科技图书奖。
　　探索青藏高原的隆升
　　1980年10月，他受命任中国地质科学院院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本着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科研单位同样面临着治理整顿的繁重任务。他出任院长（1980—1986）的6年，也正是中国经济体制及科技、教育体制改革的起步时期，院务繁重。一方面他以主要时间和精力抓好院务管理和改革；一方面又以中方联系人的身份参与主持了中法“喜马拉雅地质构造与地壳上地幔的形成演化”合作研究项目。作为院长，他毫不懈怠；作为科学家，他没有节假日，没有晚上休息时间，努力地进行着科学研究与探索。
　　中法喜马拉雅地质构造的合作研究是一次大规模的科学考察，先后参加工作的有四百余人。李廷栋作为中方联系人，参加并主持了历次中法双方的会晤和谈判，并先后三次进藏开展地质调查，致力于青藏高原区域地质的综合研究，实行“地质与地球物理调查相结合，地质立典性研究与区域综合研究相结合，宏观观测与微观研究相结合”。他作为主要作者之一，发表了《喜马拉雅岩石圈构造演化·总论》等专着，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论文二十多篇。他从地质与地球物理的结合上论述了青藏高原岩石圈结构构造及其演化模式；指出高原存在扬子、华夏、冈瓦纳三种类型的基底；提出“陆内汇聚—地壳分层加厚—重力均衡调整”的青藏高原隆升模式。他认为，高原大幅度快速隆升始于第四纪。他作为第一作者撰写的《青藏高原地壳演化与隆升机制》一文在莫斯科第27届国际地质大会上宣读，引起与会者的广泛兴趣，并应邀发表于英文刊物《构造物理学》上。该项成果获地质矿产部1989年科技成果一等奖。
　　后来，他又结合亚东格尔木地学断面研究新资料，再次进行高原中部地体构造分析，进一步研究了高原隆升的过程与机理，把高原隆升划分为“俯冲隆升（K2-E2）、汇聚隆升（E3-N1）、均衡调整隆升（N2-Q）”三大阶段，并初步探讨了各阶段隆升的特点和幅度。有关论文《青藏高原隆升的过程和机制》亦于1996年应邀发表于《构造物理学》期刊上。
　　推进全球的南极地质研究
　　“上天、入地、下海、登极”的地学科学研究，一直被人们作为科学研究的前沿，为世人所瞩目。他有幸于90年代前期主持了“南极岩石圈结构”的国家攻关项目。为了在较短时期内掌握南极大陆地质概貌，取得几项高水平的科学成果，他提出并实施了“抓两头”的科学考察战略∶一头抓地质立典式的调查研究，一头抓区域地质综合研究。实践证明这种战略是奏效的。他们这个科研集体一方面充分利用长城站、中山站的工作条件，选择前沿性、关键性的地质问题开展地质立典式的精细的地质调查研究，取得一些创新性科研成果：首次提出了东南极拉斯曼丘陵地区5?5—5亿年前泛非构造热事件的地质含义；在南极首次发现罕见的硅硼镁铝矿；完善了南极地区布兰斯菲尔德海峡地层层序和构造格架；进一步厘定了乔治王岛菲尔德斯半岛火山岩时代和成因；对陆地威德尔生物地理区和冈瓦纳古陆再造提出了新的证据和认识。另一方面狠抓区域综合研究，编制1∶500万南极地质图、矿产图，系统搜集已有的地质、地球物理和矿产资料，总结南极大陆地质构造的基本特征和矿产资源的总体面貌，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编制完成南极洲地质图的少数国家之一，为中国制定南极政策和为人类和平利用南极作出了贡献。
　　1971年，李四光先生逝世。李廷栋参加了“李四光遗留资料整理小组”，与李林、马杏垣、高文学、周国钧等一起整理、编译了李四光先生的着作、讲话和有关地质工作的建议等，这也成了他一个极好的学习机会。
　　李廷栋于1986年10月调任地质矿产部副总工程师后，长期从事地质科技管理工作，并就国土地质调查、地质工作发展战略等提出了若干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他还多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是第25.27.28.29届国际地质大会中国地质代表团的代表，是第30届在北京召开的国际地质大会学术委员会主席。还曾对俄罗斯克里米亚、高加索、库页岛，日本北海道，美国落基山、加利福尼亚和图桑，加拿大安大略，以及冰岛、南极等地进行野外地质考察，丰富了地质知识，增强了地质对比能力。
　　他非常重视人才培养，在科学研究和科技管理十分繁忙的情况下，他培养了2名硕士生、2名博士生，一丝不苟、循循善诱地指导他们的工作。
　　李廷栋院士说，对我的成长起关键作用的还是几次承担科研项目的实践，特别是进行野外地质调查研究的实践。他非常重视野外地质工作，他治学严谨、踏实认真、谦虚谨慎、善于吸取各家所长，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优秀地质学家的代表之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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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昱，河南汲县人。1904年5月8日～1988年8月6日。区域地质、构造地质学家。192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37年获德国柏林大学博士学位。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学部委员。曾任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早年与谭锡畴在四川盆地和川西高原进行长期地质矿产调查，后又领导并参加四川地质工作，预测的中山煤矿，后经钻探得到证实。40年代领导了中央地质调查所工作。50年代领导陕西煤田地质勘探工作。60年代参加组织领导全国区域地质调查工作，有诸多贡献。70年代倡导并参加中国大陆的板块构造研究，与他人一起于1973年首次在中国发现混杂堆积，并见到兰闪石片岩，肯定了古生代以来的板块构造运动。还建议并主持参加1∶500万亚洲地质图的编制，领导亚洲大地构造的研究，其成果得到国际好评[1]。
李春昱-个人简历
　　1904年5月8日 出生于河南省汲县霞岛村。

　　1922年 考入北京大学理科预科。

　　1924年 在北京大学地质系学习。                                                      

　　1928年 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获理学士学位。

　　1928-1934年 任农矿部地质调查所调查员。

　　1934年 赴德国柏林大学留学深造。

　　1937年 在德国柏林大学理学院获理学博士学位。

　　1938-1942年 任四川省地质调查所所长。

　　1939-1941年 兼任重庆大学地质系教授。

　　1941-1942年 兼任中央大学地质系教授。

　　1942-1949年 任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

　　1950年 任东北地质矿产调查总队总队长。

　　1950年 任中国地质工作计划委员会委员。

　　1951年 任渭北煤田普查大队队长。
李春昱-工作初期
　　大学毕业后，李春昱任农矿部地质调查所调查员。从毕业到30年代前期，就投身于地质调查研究和矿产普查工作，先与赵亚曾、王恒升一起，不辞辛苦，长途跋涉，北上河北开平盆地，南下浙闽沿海，进行了大量的地质矿产调查工作。特别是1929年秋，与谭锡畴一起，克服了种种困难，冒着生命危险，深入荒僻的川西高原，历时25个月，踏遍了甘孜、阿坝的广大地区，进行了开拓性的地质调查，成为最早进入这一地区开展地质调查研究的中国地质学家。这一期间他撰写了20多篇论文，提出了许多新的认识和见解。《四川西康地质矿产志》这部专著（附图40幅），全面记述了四川区域地质、构造及矿产资源状况，为四川地质矿产的研究开辟了道路，是研究和了解川西高原地质矿产的一部启蒙性著作，至今不失其重要的参考价值。在“扬子江上游河谷之成因”一文中，首次提出长江上游金沙江的发育史，论证了云南石鼓虎跳涧附近金沙江袭夺红河的重要现象。他根据对二叠纪地层和构造的研究，发现四川中梁山煤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证实是一个大煤田，并建成投产，成为重庆工业区重要的能源基地，李春昱对此有着重要的贡献。1933年他发表的《四川石油地质概论》成为中国早期研究四川石油地质的指导性著作。

　　1934年春，李春昱参加了家乡河南省公费留学考试，初试合格后，到南京教育部复试，考取留学英国。当时丁文江考虑到中央地质调查所精通德语的人很少，特别是从事构造、矿床的地质人员则无人懂德语，所以建议李春昱改去德国留学，到大地构造学家汉斯·史蒂勒（Hans Stille）教授门下进修。对于这一建议，李春昱没有考虑个人得失，而是考虑到丁文江的建议有利于中国地质事业的发展，于是欣然接受，去教育部更换了留学证书。到德国柏林后，由于语言不通，困难很大，虽然导师史蒂勒用英语给他讲课并相互交谈，但李春昱为在德国长期留学的需要下决心学好德语。为创造学习德语的环境，他搬到较远的一位德国老太太家中居住，同时也参加柏林大学德语学习班。这段时间他较少去听地质课，最初史蒂勒教授怀疑他贪玩废学，但当他突击几月学成德语后，去史蒂勒家用德语与他交谈时，史蒂勒才疑团顿开，大加赞赏他的精神与毅力。在柏林大学留学期间，1935年春又应王恒升之邀，到苏黎世去参加著名矿床地质学家保尔·尼格里（Paul Niggli）领导的野外实习队，跑遍了瑞士，在尼格里教授的教导下得到很大教益。他们又与老师李四光一起考察过瑞士阿尔卑斯山冰川。回柏林后，在李四光的支持与鼓励下，李春昱决定在德国作学位论文。
李春昱-野外考察
　　1936年春，

   李春昱野外考察他开始了野外考察，买了一辆旧自行车，自带干粮，经过8个多月的艰苦工作，于1936年冬整理野外工作资料，撰写了题为《埃菲尔德与库尔木巴赫之间图林根林区与弗兰肯林区南部前沿地质研究》的博士论文。1937年6月，由柏林大学理学院院长主持，以史蒂勒教授（地质）、克勒勃斯（Krebs）教授（地理）、兰姆多尔（Ramdor）教授（矿物学）为主考人，进行毕业答辩，由于李春昱的论文中提出了重要的新见解，得到了一致的赞赏，结果以最优等成绩通过，获得了柏林大学理学院博士学位。论文发表于德文版《大地构造学研究》1939年第5期。1937 年7月李春昱由柏林前往苏联莫斯科参加第17届国际地质大会。会后参加了会议组织的石油地质旅行，先后到乌拉尔、巴库、第比利斯考察。随即又去比利时、苏格兰等地考察。

　　由于抗日战争爆发，爱国的责任感使他毅然决定提前回国，以便担负一些抗战任务。于是取道法国到意大利，经罗马至那不勒斯，于1937年11月回到武汉。经翁文灏推荐，于年底到重庆与常隆庆等筹建四川省地质调查所，该所于1938年初建成，李春昱任所长。他除领导组织调查四川地质矿产外，还受中央大学地质系、重庆大学地质系的聘请，1939-1940年、1941-1942年兼任重庆大学及中央大学地质系教授。他于1942年8月升任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并连任七年之久。为了加强调查西北地质矿产资源，1943 年在兰州设立西北分所，王曰伦为所长，抗战胜利后又在北平设立分所，高平为所长。在担任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期间，李春昱担负了繁重的地质矿产调查和科学研究领导工作，为黄汲清的著名著作《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一书的出版、为1∶300万中国地质图的编制、14幅1∶100万中国地质图和中国第一套岩相古地理图的编印等工作付出了辛勤的劳动。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央地质调查所由重庆迁回南京。又应台湾省政府之请，派技术骨干毕庆昌、何春荪等前往台湾接收前日本地质调查所，成立台湾省地质调查所。1947年中国地质学会在台湾举行年会，李春昱前往参加。
李春昱-新中国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国民党政府命令当时的中央地质调查所迁往台湾，李春昱团结全所爱国员工，冒着风险，采取巧妙的斗争方式，妥善保存了中央地质调查所的图书资料、仪器设备，及研究人员的安全，等待着解放的到来，为新中国地质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50年代到60年代，李春昱的工作调动十分频繁。1950年他担任东北地质矿产调查总队队长；1950年中国地质工作计划委员会成立，他兼任委员；1951年任渭北煤田普查大队队长；1953年任华北地质局总工程师；1956年撤销大区地质局，成立地质部北方、南方两个总局，李春昱担任北方总局总工程师。这一期间，他承担了繁重的矿产普查勘探和区域地质调查的规划部署和技术指导任务，而且还结合管理工作的需要，亲赴东北鞍山地区、川滇地区、渭河流域、浙闽沿海等许多地区进行矿产勘测和科学研究工作。发表了《对于渭河地堑的质疑》、《康滇地轴地质构造发展史的研究》、《浙闽中生代火山沉积岩系之研究》、《对中国掩盖区测制1∶20万比例尺地质图的意见》等一系列论著近20篇，对提高中国地质研究和区域地质调查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1958年两个总局撤销，李春昱调至地质部地质科学研究院工作。

　　1962年至1965年他担任全国1：20万的区域地质测量的业务管理工作。1965年夏，全国区域地质测量局在西安成立，他任该局技术负责人。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了冲击，从未间断地关心着世界地质事业的发展。1972年春，当他结束3年“五七”农场劳动回到西安时，他敏锐地看到板块构造学说对全球性地质构造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于是，他与地质学家尹赞勋、地球物理学家傅承义一起，翻译引进“板块构造学说”。他从1973年起写出若干介绍板块构造学说的文章，并同时从事野外考察研究，又发起并领导了编制《1：500万亚洲地质图》的工作。他于1978 年调回北京，任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专心致志从事板块构造的研究，发表了很多论著，并亲自指导、主编了《1：800万亚洲大地构造图》。他也积极参加各项社会活动，于1980年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以后当选为“民革”中央常委会顾问，“民革”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他于1978年、1983年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五届、第六届委员。1984年，他80寿辰之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中国地质学会、中国地质科学院、“民革”中央、“九三学社”联合举行了庆祝黄汲清、李春昱教授从事地质工作60周年座谈会，热情表彰了他们对祖国地质事业的卓越贡献。李春昱一直努力地工作，终致积劳成疾，于1988年8月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
李春昱-人物评价
　　李春昱1950年发表“四川运动及其在中国之分布”一文，提出“四川运动”的重要概念，揭示了中、新生代之交的地壳运动。70年代初，他发表了“试谈板块构造”与“再谈板块构造”两篇评介文章，积极引进板块构造新观点。他首次在中国发现混杂堆积，首次用板块演说系统解释了秦岭、祁连山的构造发展史，多次指出塔里木－中朝地块以北古生代板块缝合带的存在及其对地质矿产勘查的重要意义。他发表了“用板块构造学说对中国部分地区构造发展的初步分析”（1975）、“板块构造与多旋回构造运动”（1979），“槽台论点与板块构造学论”（1986）、“板块构造基本理论与方法”等重要论著。他是在中国倡导板块构造学理论研究的最主要代表人物。

　　李春昱1972年倡议并参与指导了《1∶500万亚洲地质图》编辑工作，1976年出版，使中国首次进入了编制国际地质图件的行列。在此图的基础上，他又领导、主编了《1∶800万亚洲大地构造图》及说明书，1982年出版，首次用板块构造观点对亚洲大陆显生宙以来的岩石圈板块进行了划分，对其大地构造演化特点和过程作了表述。这是中国首次编制的国际性大地构造图件。此二图之编制，大大提高了中国在国际地质学界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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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声(1903年6月23日—1994年4月4日)，曾用名张谲骏。河南荥阳人。构造地质学家。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52年加入九三学社。九三学社第四、五、六、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张伯声的祖父半农半商。父辈兄弟五人，除三叔随祖父经商外，其余都以教师为业，兼事农耕。父亲张铭宸，为河南省议员，南阳中学监督；母亲杨氏，终生为农。张伯声为长子，有两个弟弟。他幼年就学于农村，经常参与农事，深知农民疾苦，受当时新思潮影响，决心学好西方科学技术，为民众服务。1913年，进荥阳县城高小学习，喜爱自然地理。1917年考取开封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同年进北京清华学校学习。1926年被保送赴美留学。先在威斯康辛大学化学系学习，后又转入芝加哥大学。1928年获化学学士学位后，又考入芝加哥大学地质研究部。随后又转入斯坦福大学地质系研究部，在地层古生物学方面得以深造。1930年回国。同年，到焦作工学院任地质学教授。1933年任河南大学教授。1936年任北洋工学院教授。1939年兼任西北工学院和西北大学教授、系主任。1951年起，历任西北大学地质系主任兼岩矿教研室主任、中国区域地质研究室主任、西北大学教务处长、副校长等职。1980年以后任西安地质学院院长、名誉院长及地质构造研究所名誉所长。

         解放后，张伯声曾任中国地层委员会委员、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委员、中国地质学会前寒武纪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地质学会陕西分会副理事长、中国地质学会副理事长及构造地质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张伯声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九三学社西安分社副主任、主任委员。

    张伯声长期耕耘在教育园地，数十年为祖国培养地质专业研究生、本科生及专科生3000余人，他们大多成为冶金、煤炭、工程建设、石油、地质等方面的专业人才和领导干部。在执教期间，他还致力于地质科研及实践，足迹遍及祖国大江南北，为国家地质学理论和矿产事业做出特殊的贡献。张伯声院士的地质科研及实践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首先是地质矿产工作。1950年夏，张伯声经过考察发现了全国著名的两个大型沉积矿床：巩县铝(铁)钒土矿和平顶山煤矿。这两个大型沉积矿床的发现，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解放初国民经济恢复做出了贡献。其次是前寒武纪地质研究。抗日战争期间，张伯声在陕南发现前人把汉中—西乡一带出露的大片花岗岩定为中生代燕山期“花岗岩基”有误，并在论文“陕西汉中区之前震旦纪地质”中做详细论述，重新确定了这里的构造性质。这对中国前寒武纪研究及这一地区的经济建设，都有重要的意义。1950年，他在嵩山南麓首次发现太古界杂岩和元古界石英岩之间的不整合接触面，并命名为“嵩阳运动”。这个名称一直被地质学界所沿用。第三是对第四纪地质与新构造运动的研究。张伯声在1956年黄河水利资源调查中，根据黄河流域每个盆区的黄土分布各有一个统一的最高线的现象，提出“黄土线”的概念及对黄河河道发育历史的新看法，为第四纪地质及水文工程研究辟出新径。第四是有关地震地质的研究。张伯声在60年代创立了“镶嵌构造学说”，提出整个地壳是由一级套一级的地壳块体同构造活动带镶嵌起来构造的原理。他用波浪镶嵌观点，分析地震活动规律，发表“地震同地壳波浪状镶嵌构造关系初探——兼论陕西地震趋势”和“地壳的波浪状镶嵌构造同中国的矿产和地震的关系”的论著，划分了中国地震网络，指出地震活动基本上是在两组斜向构造带内，周期地、交互地作跳动式迁移的规律，为地震预报预测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第五，创立了波浪镶嵌构造学说，被誉为中国五大地质构造学派之一，这是张伯声对地球科学最重要的贡献。张伯声从事地质教育和研究事业60年，发表学术论文和专著90余篇(种)。1986年，他又负责编制了1∶500万《中国波浪状镶嵌构造图》。由于对中国教育事业和地质事业的卓越贡献，他多次被评为先进教育工作者，模范共产党员。1989年张伯声被评为陕西省劳动模范和全国优秀教师。

    张伯声一生以“天行健，自强不息”为座右铭，长期奋力拼搏，潜心求索，勇于开拓。他这种“活到老，学到老”的治学精神，成为后辈学习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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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杏垣(1919—2001)，著名的构造地质学家、地震地质学家。吉林长春人，祖籍河北乐亭。1942年昆明西南联大毕业后，留校任教。抗战胜利后赴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1948年底获博士学位。建国前曾任北京大学副教授、教授。建国后任北京地质学院教授、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副教务长、院长助理、副院长等职。1978年调任国家地震局副局长兼地质研究所所长、名誉所长。曾当选为中国地质学会副理事长、构造地质专业委员会主任、地质力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地震学会副理事长，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曾任国际地震危险咨询委员会委员，国际岩石圈委员会执行局委员，第六协调委员会“喜马拉雅及其邻区分委会”副主席及主席。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研究领域广阔，尤其是构造地质学、前寒武纪地质学、岩石圈动力学和地震地质学。获“李四光荣誉奖”、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2次、国家科技进步奖三等奖1次、国家图书奖一等奖1次、国家地震局科技进步一等奖2次、全国科学大会和地矿部科技进步奖等多项奖励。在国内外发表百余篇论文，其中有10部论著，影响较大，包括《中国前寒武纪构造格架及研究方法》、《地质构造形迹图册》、《嵩山构造变形——重力构造、构造解析》、《中国岩石圈动力学地图集》、《中国及邻近海域岩石圈动力学图(1∶400万)及说明书》、《江苏响水至内蒙古满都拉地学断面及说明书》等。
　　马杏垣院士的立身格言是“自强不息”，敬业之道在于“奋力拼搏”。六十多年来，他为新中国培育了几代地质学家，也在构造地质、区域地质、前寒武纪地质和地震地质等学术领域内，获得了卓著的成就。他一生重视实践，身体力行；大小构造，皆有建树；他治学善采众长，不论长幼、中外，皆无偏见；涉猎宽广、勇于开拓、不断创新，从不允许自己有所停歇。就在他古稀之年，他所致力的中国岩石圈动力学研究取得重大成功的时候，仍自喻：“老马明知夕阳短，拼命奋蹄万里行”，以表“老骥伏枥，壮心不已”的情怀。
一、多难的求学历程，热血投身革命
　　1919年5月25日即农历4月26日，马杏垣院士出生在吉林长春市，父亲经商，祖籍河北乐亭县。从少年时代起，他的求学道路，就像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一样，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在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之下。刚刚小学毕业的少年马杏垣，就不得不流亡关内，先后就读于河北昌黎汇文中学和天津南开中学。所目睹的祖国的危亡、民族的灾难和政府的腐败，在他幼小的心灵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时也激起了他强烈的爱国热情。在1935年发生“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中，他毅然参加南下请愿团，与大家一起卧轨拦截火车，后辗转抵南京，抗议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不当亡国奴，他辍学随一批革命青年和进步人士离开天津，途经烟台，辗转到了重庆。作为抗日大后方的重庆，革命进步力量也有较大的影响。当时在南渝中学(后改为南开中学)读高中三年级的马杏垣，思想上受到了进一步的熏陶，长期流亡生活使他爱憎分明，思想更加成熟。他以“马蹄”为笔名在共产党主办的《新华日报》上发表一幅表现八路军战士的木刻画。1938年5月他加入了当时由周恩来领导的中共南方局地下党组织，并在八路军办事处接受培训。从此就在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冒着生命危险在白区继续从事地下革命活动。

二、献身地质事业，立志科学救国
　　1938年马杏垣高中毕业，他牢记鲁迅告诫不要做空头艺术家的教诲，选择了一个面向实际的专业来报效国家，以实现他让“马蹄踏遍祖国山河”的美好理想。这年秋天他考取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地质地理气象学系，从此走上了一生从事地质科学的道路。四年的大学生活中，他一面努力学习各门功课，一面积极宣传革命，揭露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社会黑暗。在老师孙云铸、袁复礼、冯景兰、张席礻、王恒升及德籍教授P?米士等老一辈地质学家那里受到熏陶，培养了注重实践、一丝不苟的优良学风。大学毕业后，他被留在西南联大地学系当助教。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考取了英国文化委员会奖学金出国留学。经党组织同意以后，于1946年1月赴英国爱丁堡大学地质系攻读博士学位，师从于当代著名的地质学家之一Arthur.Holmes(亚瑟·霍姆斯)教授。1948年8月他以优异的成绩和高水平的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并在伦敦召开的第18届国际地质大会上宣读了他的论文。当时他听说国民党政府即将崩溃，人民解放军就要解放全中国的消息，心里久久不能平静。虽然在国外有着良好的研究环境，优厚的待遇和光辉的前途，但祖国的希望、党的召唤、自己的追求，使他毅然告别了英国返回阔别三年的祖国，并应聘到北京大学地质学系任副教授，同时在北平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满腔热情地迎来了全国的解放。

三、教书精心育人，培养数代地质英才
　　从1948年底起的近三十年里马杏垣院士一直从事地质教育，他先后在北京大学任副教授、教授，北京地质学院教授、教研室主任、副教务长和副院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开路先锋”的地质矿产工作，急需大量人才，因而创办地质学院成为地质部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这时的马杏垣教授，团结自己的师长和学友，带领原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天津大学和唐山铁道学院在校学生，夜以继日地投入北京地质学院的筹建工作。他组织年轻教员和学生到全国各地去采集教学标本；亲自讲授普通地质、构造地质课程，并到周口店建立教学实习基地。随着北京地质学院的日益发展，他肩上的担子也越挑越重。虽他身任领导职务，却从不离开基层，坚持在教学、科研第一线，为培育新一代的构造地质学人才而辛勤地耕耘着，亲自开设《中国区域大地构造》课，主编了《构造地质学基础教程》。重视野外是地质科学的第一实验室，野外实习基地是培养地质专业人才的第一课堂。他教导学生们说：要成为一个优秀的构造地质学家，首先必须掌握辩证唯物的构造观和方法论，这样才能驾驭不同尺度和不同层次的构造现象，才能在研究中国地质时防止出现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现象；其次还必须踏踏实实地在一些关键地区苦干几年、十几年，只有通过艰苦探索形成独到见解的基础上，才能全面铺开，多方面吸取营养，丰富自己，这就是他历来坚持的“一地起家”培养地质人才的道路。他不仅创立了这一系列的优秀教学思想，而且身体力行在北京西山建设天然实验室。他亲自组织过多次不同比例尺，以不同地质内容为重点的地质填图和调查，支持和鼓励他身边的一些青年教员，长期坚持西山的研究工作。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构造地质研究人才。
　　马杏垣院士作为原北京地质学院主管业务的主要领导成员，他更关心的是如何闯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办学道路来。他经常想：为什么在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十分缺乏的抗战时期，西南联合大学能够培养出那么多优秀人才?原因很多，除了靠民族精神，有民主和科学的小气候之外，主要是有一支知识渊博，重视实践的师资队伍和他们带出来的优良学风。他继承前辈的优良传统，始终重视实践，坚持教学和科学研究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组织全校师生到国家建设急需和具有重要地质意义的地区进行生产实习。他亲临第一线，开创性地直接主持五台、秦岭、大别山和嵩山等地区域地质填图和找矿工作，名师垂范，开拓创新，不断进取，除总结区调找矿经验外，他还主持编写《中国区域地质》教科书和编制1∶400万中国大地构造图。使当时北京地质学院成为全国地质和矿产研究的主要中心之一，造就了一代又一代优秀地质学家和高级人才。
　　1966年6月开始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他受到严厉的冲击和批判，北京地质学院被迁出京城，10年没有招生。粉碎“四人帮”后，他首先行动，面对原校已毁、新校未成的严重局面，忧心如焚。顶着“反迁校”的帽子和上边的种种压力，以他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代表广大教职员工，联合有关老领导、老专家，亲自上书，向中央领导多次反映意见，终于得到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支持，利用原北京地质学院校舍、设备和在京师资创办了地质学院研究生部。虽然1978年之后，他去地震战线继续他对地球科学研究的追求，不过他对学校的关心和对他的学生们的指导却始终没有间断过。学校改名为“中国地质大学”后，又再聘他为兼职教授，仍然继续担任地质构造学科的学术带头人。
　　数十年来，马杏垣院士在教育战线上辛勤耕耘了大半生，为培养新一代地质学家作出了无私的奉献，用注重实践的优良学风，影响和教育了一批又一批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他亲手培养的研究生有的现在已是研究所所长、教授、地学部门的高级研究人员，乃至中央领导成员。他调入国家地震局后，虽然工作任务上有了变化，科研为主的工作代替了过去的以教学为主的工作任务，但他深知祖国的四化建设需要大量人才，义不容辞地担负起培养研究生的担子。20年来他培养了十余名博士，数十名硕士。从研究生的选题，野外工作，论据的获取，结果的得出、验证及论文的结构他都要一一过目，亲自指导，从不当挂名的空头导师。他不顾年迈，带领弟子们去过燕山、阴山、秦岭、阿尔金山，考察甘孜地震、海原地震、鲜水河断裂带、红河断裂带、汾渭地堑、柴达木盆地、雁北高原、内蒙古高原及东南沿海地震带。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除了西藏和台湾省外，几乎全国有名的地震构造带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每到一个地方，除了具体指导研究生外，都要向当地的同行们传递最新的研究动态和国际最新学术信息。由于长期的奔波和繁重的工作，他的健康状况日益下降，严重的甲状腺机能亢进，导致了心房纤颤，使他数度住院。即使在医院里他也不忘工作，不断约研究生谈话，指导他们的研究工作。他的严谨学风，广博的学识，注重实践的求实精神，为他的学生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马杏垣院士虽早已离开大学的教学岗位，仍不忘教育事业，现仍是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顾问；中国矿业大学兼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及博士后导师；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名誉教授，他经常前往讲学，指导教学和科研。

四、亘古地壳索新解，构造解析立学派
　　马杏垣院士对前寒武纪古老地壳和变质岩区构造研究的持续研究时间最长、研究成果最为丰富，培养出的人才也最多的方面。他深知，研究前寒武纪古老变质岩石的构造，不仅是解决国民经济对矿产资源要求的地学基础，也是认识岩石圈结构构造、探索地球早期历史和起源的关键。从他在苏格兰北部做博士论文搜集资料开始，50年来他从未间断过，“求太古之奥秘，窥元古之真谛”成为他不倦的执著追求。他以重点深入、点面结合的研究方法，带领他领导的科研集体，以五台起家，嵩山为续，东至胶辽，西抵太华，北涉冀蒙，南进康滇，中国绝大多数前寒武纪变质岩区都留下了他的足迹。特别是在那动荡的岁月，他虽身处逆境，仍矢志不渝，十上嵩山，断断续续22载，终于克服了重重的自然和人为的困难，在1981年出版了《嵩山构造变形——重力构造、构造解析》专著和发表了其他相关论文，受到地质界一致好评，被誉为研究之范本，并获得了地质矿产部首批科技成果二等奖。于1983年，又在那里召开了“前寒武纪地质构造现场会”。同年，国际前寒武纪构造演化学术会专门组织中外专家赴嵩山考察。我国地学前辈黄汲清院士读了这部著作后，兴奋地写信向他祝贺，说该书“阐述令人信服，确是我国地质界之重大贡献”。国际地科联构造委员会主席Zwart教授也同样予以高度赞扬。
　　在研究中国前寒武纪地质方面，众多学者侧重从研究变质岩石学入手，但他的研究则以研究变形构造为其特色。他强调变质岩石的形成，是当时构造热事件的必然结果，是地壳深层流动的产物；变质地体的形成，前寒武纪大陆克拉通的演化是一个不断发展和不断组合的过程。早在60年代，他就从华北地台上变质岩区构造研究出发，深透地洞察到，华北地台原先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大陆克拉通，而是由若干变质地块和变质褶皱带组合而成的。他曾用“萌地台”、“萌地槽”，“原地台”、“原地槽”等概念，形象地描述我国东部前寒武纪不同构造单元的性质和演化。并指出：正是由于我国古老变质基底的构造复杂性，才导致中国大陆构造呈现出“台中有槽、槽中有台”的复杂图像。　　这创造性的认识，在他的《中国东部前寒武纪大地构造发展的样式》等一系列论著中得到反映，并在1978年全国第一届科学大会上获奖。到今天，有些提法虽已有所不同，但他的这些从实际出发而得出的认识，仍然在影响着我国前寒武纪大陆地壳的研究。为前寒武纪变质构造研究而奋斗终生的他，却从未固其所得、定其所识，又以他敏锐的目光，注意到板块学说对前寒武纪大陆地壳研究的重大影响，并不断用更为鲜明的活动地球观深化这门学科的研究。他撰写的《中国前寒武纪构造格架及研究方法》等专著，重点阐明了他对变质构造成因机制的认识。在他古稀之年，仍在为他的《中国前寒武纪》(英文，国外出版)巨著不倦地工作，为中国前寒武纪变质构造研究走向国际而奋力拼搏。
　　马杏垣院士长期在我国区域地质、构造地质和前寒武纪地质构造的研究中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在他从事构造地质学研究的生涯中，早期受施蒂勒“比较构造学”影响，但他在长期的实践中逐渐注意到，传统的比较构造方法有很大局限性。虽然人们区分各种构造和构造类型就要进行比较，通过比较去鉴别，去进行分类；然而，只有应用辩证法，才能对构造现象的内在矛盾运动作出科学的解析。为了探索和建立构造地质学新体系，早已离开教学岗位的他，仍然以很大精力致力于构造方法学的研究。在这一过程中，他十分关注国外先进方法学的进展，从早期苏格兰地质学家创立的几何分析，到以后的Ramsay为代表的应变分析，Hansen为代表的应变相分析，以及Hobbs、Davis等对构造地质学的系统论述，他都以博采众长、为我所用的态度去研读，并以锐敏的洞察力从中发现其精华。通过自己的著述，结合我国构造实际，他把创建的构造解析方法介绍给国人，以《嵩山构造变形》、《变质岩构造工作方法》、《解析构造学刍议》等专著系统论述了构造置换、叠加和构造序列等一系列重要的地质概念。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构造方法学。他指出：“提出解析构造学是为了探索地质构造教学的一种新体系。”建立起一个能把辩证唯物主义应用于地质构造研究的、以分析地壳内在矛盾为核心的、运用当代最新构造解析方法研究所得的构造学。他倡导：“我们需要在高度活动的动力地球构造观的指引下，用新的构造方法学，去进行新一代的地质构造实践。”系统地提出：尺度，层次，构造变形场，岩性介质，叠加，置换，序列……等解析构造的八项基本原则。他强调，全面的构造解析应该做到分解与综合的统一，把地球构造当作一个系统来研究；应当把国外将复杂事物分解为简单要素来研究的方法与李四光先生有关构造体系的思想结合起来；从而把我国的地质构造研究带进了一个以辩证唯物构造观为指导的、以现代系统科学方法为特点的多尺度、多因素、多体制和多世代构造的全方位动态分析的新领域。河南嵩山、北京西山、大别山、中条山、康滇和赣北等地的实践，使他的这一学术思想得到进一步充实与发展。
他写的《解析构造歌》就是这种科学的体现：

理、化、热重，质量流展，升降开合，岩席运转。
垂、平、转化，隆、陷、褶、断，动静相间，掌握突变。
时、空、介质，调研格式，伸、缩、隆、坳，剪、斜、滑、旋。
层次、尺度，叠加、置换，转换、再造，得失增减。
实验模拟，探索机制，组合演变，利于预言。

五、年近花甲逢转变，地震战线作贡献
　　1978年的转折是难忘的，是最重要的一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四化建设为中心”的转变，强调“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各条战线上都面临着大转变所带来的冲击和考验。也就在这一年，马杏垣教授参加了首次“全国科学大会”并获得奖励；这一年他被推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因此，这一年不仅是我国前途命运的转折，对马杏垣院士来说也是一生中的重大转折。从武汉地质学院(原北京地质学院)奉调国家地震局，担任国家地震局副局长，兼国家地震局地质研究所所长。已是近花甲之年的马杏垣教授，追溯数十年走过的革命、教育和科研的坎坷道路，内心感慨万分。虽然从学术地位上看，数十年的辛勤耕耘和追求，他已是誉满全球的著名地质学家，他自己或与同事一起先后在国内外杂志上发表了近百篇论文，其中有六部论著。他担任了中国地质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地质学会构造地质专业委员会主任，兼任《地质论评》、《地震地质》等杂志副主编、主编，全国政协委员，同时担任过“国际地震危险咨询委员会”委员。他并不因此躺在功名簿上，时代召唤，作为科学家他向往更高层次的理想和追求。对他来说没有年龄和健康状况的约束，而只有毕生献给祖国繁荣的崇高境界。在当年的国家地震局春节座谈会上，他激情满怀，赋诗一首：

年近花甲逢转变，地震战线献余年。
重视实际求实是，四化建设做贡献。

以诗铭志，表达了他在夕阳岁月中的壮志豪情。他又开始在新的地震学术领域中辛勤耕耘。
　　经过了反复深入的调查研究，马杏垣院士抓住了我国地震活动与第四纪以来的盆地构造有着密切的时空联系这一特点，把开展对大陆的裂陷作用和伸展构造与地震关系的研究作为主攻方向，开始了地震地质领域中新的探索。过去，他精于前寒武系的构造地质研究，包括燕山、五台山、中条山、嵩山、太行山、秦岭、大别山乃至整个中国东部的前寒武纪的构造演化的研究。从地层层序的对比和划分，构造形迹和构造要素的组合和解析，尤其是对重力滑动构造的构造体制、运动方式、形成机制和动力来源的精辟研究，这些地质构造学领域中独树一帜的重要学术思想，很快就在石油、煤田和工程地质等领域中引起极度的重视，并产生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由前寒武纪到第四纪，对时隔几十亿年的漫长地质年代，他以顽强的毅力和艰辛的探索，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在短短的几年里，他又陆续发表了《中国的地震活动性和地震构造》(英)、《华北新生代地堑系》、《论滑覆与岩石圈多层次滑脱构造》等论文。以深部重力均衡调整和热对流作用产生的垂直运动，导致表壳不同层次的水平扩展和横向位移为理论基础，结合我国具体的裂陷和伸展构造实例，深入讨论分析了不同的构造特征、形成机制、发育历史，以及它们和地震活动的联系，此外，他还积极指导和鼓励他的研究生们在变质岩构造和岩石学研究的基础上开展对“多震层”、深蚀断层带和“古震源实体”构造的深入研究，开辟了地震成因研究的新途径。
　　当时，马杏垣院士又指出了块体构造的研究方向，通过亚板块和块体去阐述中国的岩石圈动力学。他认为块体转动在我国整体构造变形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对地震预报和减轻地震灾害来说，运用块体模型和均匀弹性模型截然不同。因为在块体模型中变形和应力的格式受相对强的块体与较弱的断裂带控制。这个模型预测的应力应变表现与均匀弹性模型不同。块体模型可以得到构造、地震及古地磁数据的验证。为此他为研究生选择了滇西、阿尔金、华北三个地区开展了块体转动方面的深入研究。

六、与世界同步，岩石圈动力学树丰碑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马杏垣院士在地质科学上的许多方面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和组织领导才能，尤其是他一直站在地学研究的前沿，赢得了国内外地质界同行的尊敬和赞誉。在担任国际岩石圈计划委员会执行局委员，国际地质科学联合委员会构造委员会委员，岩石圈计划喜马拉雅委员会主席期间，在促进和组织国内及国际间广泛的学术交流和合作方面作出了许多积极的贡献。
　　1982年为配合“80年代国际岩石圈计划”，马杏垣院士作为国际岩石圈计划委员会执行局委员向国家地震局建议编制中国岩石圈动力学图集，并出任主编，他以满腔的热情，决心为此作出贡献。作为当时的重点项目，组织了国内31个科研教学单位近200名科学家协同努力，共同完成各类序图、地质基础图、地球物理和地球化学专题图，以及新构造变动、地震活动、各省(区)地震构造及分区岩石圈动力学特征图共68幅。1∶400万中国及邻近海域岩石圈动力学挂图一幅，以及作为说明书的中英文专著。在完成如此浩繁的编图工作中，马杏垣院士不仅在图集的整体设计和总的指导思想方面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并努力使之体现到每一幅图件的资料选取、内容表示和表现方式上，而且在组织领导工作中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为了使图集能更好地表达岩石圈动力学的研究主题，并且尽可能多地反映实际资料和有关参数，他采用了多手段、多层次组合和综合的表现形式，达到了理想的效果。在1985年召开的评审会上，数十名国内著名专家一致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图集是“目前国内岩石圈动力学研究方面编成的第一部大型地区性综合图集，在国际上也处于领先地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及重要的科学价值”。这一成果已被授予国家地震局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国家图书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并被国际岩石圈计划委员会列为经典出版物，被美国国家科学院图书馆收藏，体现了中国对国际岩石圈计划所作的贡献。
　　“全球地学大断面的编辑和综合研究”是80年代国际岩石圈计划后五年的又一全球性的综合研究项目。马杏垣院士率先组织各方面人员编制出我国响水—满都拉地学大断面的草图，在前苏联伊尔库茨克的国际地学大断面协调会上展示，受到各国科学家的重视。虽然当时他已临近古稀之年，身体条件已明显不如从前，但是为提高我国地学研究水平，共享国际研究的成果，他毅然又担任了“国家地震局地学大断面的编制和综合研究”主编，成为地震局系统6条断面的编制和研究的总带头人。他不仅从整体学术思想和组织领导方面花费了大量精力，而且兼做其中1条地学断面的编制和研究工作，以作表率，引导大家从新的学术思路和新的理论加以认识和研究，以便赶上或接近国际地学的研究水平。鉴于他的严谨的学风和科学态度，他作为名副其实的科学家和实干家而受到了同行的尊敬和拥护。这6条断面均获国际地学断面委员会评审通过和统一的国际编号，在国际上已出版的二十余条断面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并获国内外著名学者的高度赞赏，被授予国家地震局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
　　国际地学界著名科学家对马杏垣院士这两项成果给予的高度赞誉，国际岩石圈委员会主席K.福格斯(Fucks)1989年8月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第28届国际地质大会期间说：“马杏垣教授主编的《中国岩石圈动力学图集》对国际岩石圈计划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为其他国家编制这类图　　件建立了范例。……为所有研究岩石圈动力学的科学家提供了很实用的参考资料”。
　　国际地学断面计划委员会两任主席J.W.H.蒙格(Monger)和H.J.格茨(Gotze),对马杏垣院士主编6条总长八千余公里的地学断面的评价：“以马杏垣教授为首的科学家为全球地学断面计划(GGT)做出了最出色的成果，你们的断面显示了科学上的高水平，并为岩石圈的结构演化和动力学提供了重要轮廓，全世界的GGT工作组都将从你们雄伟的工作和经验中获益。”
　　“全球变化”是90年代国际全球性的地学界、生物学界的联合研究项目，马杏垣院士作为该项目创始的规划组成员之一，一方面积极介绍和促进，另一方面又在酝酿组织相应的课题，促进这一国际间的联合研究项目在中国的执行和发展。

七、春色满园，红杏出墙展本色
　　从20世纪30年代末至今的60年里，马杏垣院士从一个满腔热血的革命青年，投身到我们国家的地质事业中去，立志于科学救国。北京临近解放的前夕，他毅然回国，投入到新中国的地质教育事业之中，兢兢业业为国家培养了数代地球科学人才。他勇于攀登，十上嵩山，创立研究前寒武纪构造的独特解析构造学派。改革开放以来，他更是以惊人的毅力参与并组织全球地球科学协作项目——中国地球动力学图集和地学大断面的编制及研究，为中华民族在世界地球科学界赢得了荣誉。他自己或与同事一起先后在国内外杂志上发表了百余篇论文，其中有10部论著，为我们留下十分丰富的杰出成果。
　　“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这是宋代诗人叶绍翁《游园不值》中的诗句，说明“杏垣”二字的寓意，同时也抒发他心中的远大志向和抱负。的确，六十年来的奋斗和坚持不懈的努力使他终于成为我国地学界中独树一帜的地质学家、杰出地质教育家、当代构造地质学界的一代宗师。然而，当同行们在概括评价他一生的科研成果时，他却引用托尔斯泰说过的话：“一个人就好像是一个分数，他的实际才能好比分子，而他对自己的估价好比分母，分母越大则分数的值越小。”是的，他的研究成果，他的献身精神，他的优良学风和谦逊品质，在他的同行们心中树起了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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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汲清(1904 03.30 - 1995 03.22)，1904年3月30日出生于四川省仁寿县，中学求学于四川省仁寿县仁寿一中。1995年3月22日卒于北京。1921年考入天津北洋大学预科，192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1935年获瑞士浓霞台大学理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中央所工作，先后任技正、所长等职，中央研究院院长。解放后主要从事地质矿产普查勘探指导和石油地质与大地构造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历任西南地质局局长，石油地质局总工程师，中国地质科学院名誉院长等职。
黄汲清-生平活动
　　1921年，黄汲清考上天津北洋大学预科，1924年转入北京大学地质系学习。1928年在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获理学学士学位，进入北平地质调查所任调查员。1928年至1929年，他先后从辽东到辽西，从西安到宝鸡，越秦岭入四川，由滇进黔，跋山涉水，步行万余里，用辛勤的汗水换来了丰硕的科学果实。1930年至1932年陆续发表了《秦岭山脉及四川地质研究》、《中国南部二迭纪珊瑚化石》等6部专著。1932年夏，黄汲清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选派到瑞士留学，先入伯尔尼大学地质系，旋转入浓霞台大学。
　　其间对德、法、意等国进行了考察，1935年写成博士论文《瑞士华莱县素女峰破金峰地区之地质研究》，引起瑞士地质学家瞩目。1936年黄汲清回国，被任命中央地质调查所地质主任，率队进入赣、湘、黔、粤等地做了大面积的考察，发现了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湖南资兴煤田，取得重大地质成果。1937年组织西北石油考察队，发现玉门油田。同年7月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第17次国际地质大会，并在苏联进行了广泛的地质考察。1937年12月底被任命为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1938年2月，当选中国地质学会第15届理事会理事长。1940年夏，他辞去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职务，任《中国地质学会会志》主编。1942年兼任中央大学教授，1945年完成《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一书写作。1946年兼任北京大学教授，主编完成了14幅国际分幅1：100万中国地质图，接着又完成了1：300万中国地质图，综合了我国地质调查的全部成果。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新中国成立后，1945年成立中国地质学会第一个专业委员会——构造地质专业委员会，李四光任主任，黄汲清任副主任。1952年被任命为西南地质局局长，1954年6月任中国科学院生物地学部副主任。连续当选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74年，黄汲清任地质科学院顾问，主要从事国家急需的富铜、富铁矿地质研究。1976年任中国地质科学院副院长。1979年当选中国地质学会第二届构造地质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地质学会第三十二届理事会理事长。1979年至1993年，当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六、七届常务委员。1980年被授予中国石油学会名誉理事称号；并被瑞士联帮理工学院授予荣誉自然科学博士学位。在1982年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荣获两个一等奖、一个二等奖。1984年被授予中国地质学会荣誉理事称号。1984年3月15日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荣获美国地质学会名誉会员称号。1986年任中国地质科学院名誉院长。1988年当选苏联科学院外籍院士。1995年荣获何梁何利优秀奖。
　　因积劳成疾于1995年3月22日21时55分在北京病逝，终年91岁。同年3月31日在八宝山举行隆重的悼念活动，首都各界人士千余人为这位世纪老人送行。挽联云：“一代宗师，地学泰斗，旋回构造奠基础，指导探宝献神州，丰功伟绩，后人永世不忘；油气勘查，功在千秋，运筹帷幄指方向，九州大地油气流，斯人虽去，风范长留人间。[1]”
黄汲清-所获荣誉
　　1932年去瑞士留学，在大地构造专家阿尔冈教授指导下作研究生，1935年夏获理学博士学位。同年秋赴美国进行学术访问。
　　1936年春回国。曾任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
　　1941～1943年带队调查甘肃、新疆的石油地质。
　　1945年写成《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一书，公认为是对亚洲地质构造的重要贡献。
　　1949年后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南地质调查所所长，中央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委员，西南地质局局长，重庆地质学校校长，地质部普查委员会常委，石油地质局总工程师，地质矿产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地质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中国地质科学院名誉院长、研究员等职。曾任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和中国科协常委。发表论文、报告150多种。
　　他与杨钟健等合著发表了《新疆油田地质调查报告》、《中国新构造运动的几个类型》、《中国大地构造基本特征》、《试论地槽褶皱带之多旋回发展》等。主编了《中国及邻近特提斯海演化》、《中国天山构造和成矿规律》。其中《中国大地构造图》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在中国的石油、天然气的地质方面作了大量工作。1955年初，他和谢家荣建议在松辽平原、华北平原、鄂尔多斯和四川盆地四大重点地区进行石油和天然气普查勘探，后发现了大庆油田、胜利油田、大港油田、长庆油田以及四川的许多天然气田。
　　他参加撰写的《大庆油田的发现》一书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1980年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授予他自然科学荣誉博士学位，1985年当选为美洲地质学会名誉会员，1988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外籍院士，1994年当选为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
黄汲清-科技成就
　　一、开拓和发展中国地质事业他对中国二叠系地层的划分和对比的研究成果，奠定了中国此方面研究的基础，被国内外同行所采用。首次划分中国及邻区大地构造单元并阐明其特点和发展过程，为国内外专家广泛接受。50年代主持编制了全国一整套地质图件，含1：100万地质图、大地构造图和成矿规律图，这是用图件形式总结全国地质工作成果，为世界首创。
　　二、创立和发展多旋回构造运动学40年代，通过分析中国实际资料，黄汲清提出了造山带或地槽褶皱带多旋回构造运动说。70年代末，结合板块构造学说，他发展了多旋回说，提出了板块多旋回开合手风琴运动模式。许多矿床学家已采用多旋回成矿说。
　　三、提出陆相生油论和中国找油突破黄汲清一向重视石油地质研究，早在40年代初提出了陆相地层生油论并认为生油和储油地层也是多旋回发展的。因此，陆相中、新生代盆地应是找油气的主要对象。并于1955年按此原理布置了柴达木、准喀尔、四川和鄂尔多斯盆地为找油重点地区，并特别强调中国东部之华北平原和松辽平原也应是找油重点区，导致了大庆油田的发现。80年代对塔里木油气勘探和大庆深部找油做了全面系统地分析和具体建议，收到了极好的实际效果。
黄汲清-个人影响
　　黄汲清1945年发表了《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专著，首次对中国及邻区大地构造作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奠定了用历史分析法研究中国大地构造的基础，被公认为中国历史大地构造学的奠基人。他划分出中国若干地台和地槽褶皱带，又划分出古亚洲式、滨太平洋式和特提斯喜马拉雅式三大“构造域”。他在此基础上创立和发展了“多旋回构造运动学说”。80年代以后，又将多旋回说与板块构造论结合起来，提出“板块手风琴运动”模式。
　　黄汲清40年代曾领导主编了14幅《1∶100万国际分幅中国地质图》及1幅《1∶300万中国地质图》。60年代又主持了1∶100万国际分幅的全国一套地质图件（包括地质图、矿产图等）的编绘。他是中国地质图类编绘事业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
　　黄汲清作为中国地质科学事业重要领导人，极其重视总结成就与经验，对地质学史之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方面重要著作有：“30年来之中国地质学”（1946）、“中国地质科学的主要成就”（1983－1984）、“辛亥革命前中国地质科学的先驱”（1982），“略述中国早期地质工作中名列第一的先驱学者”（1990）。他主持编纂的《翁文灏选集》（1989）和《丁文江选集》（1993）也是重要的学术遗产整理成果[2]。
黄汲清-人物评价
　　黄汲清于1942年领导了新疆石油地质调查，1943年完成《新疆油田地质调查报告》，1947年出版，提出了陆相生油和多期多层含油的新观点。1955－1957年，他为我国石油天然气的普查勘探，制定了相当完整的工作规划，对以后大庆、胜利、大港、华北、辽河、塔里木等油田的发现，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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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国达（1912.1.22-2004.4.8）中国地质学家。广东省新会县人，1928年考入中山大学预科理学部，1930年升入本科地质系。1934年后入北平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当研究生。取得学位后，先后在两广地质调查所和江西地质调查所工作；1945-1952年任中山大学教授；1952年后历任中南矿冶学院教授、副院长、中国科学院长沙大地构造研究所所长等职。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国际矿床大地构造委员会副主席。他的主要贡献是创立地洼学说，地洼成矿理论，发现和阐明大陆地壳的第三构造单元活化区，把大地构造理论推向一个新的高度。自1859年，J·赫尔发表地槽学说的思想这后，1873年J·D·德那进一步发展了这一学说。这一学说的传统观点认为，地过发展的形式仅有地槽区和地台区两种基本构造单元。1956年，陈国达教授根据我国的大量实际资料，分析了地壳继相对稳定的地台阶段之后又重新强烈活动的事实，突破地槽学说的羁绊，从各方面论证并明确提出了这是地槽、地台以外的第三基本构造单元，称之为活化区。为了表达这种构造区里面所持有的一种地洼盆地，并强调其与地槽、地台区并列的一级大地构造单元，1959年又称其为地洼区，从而建立了完整的、系统的地洼区概念。有“地洼学说之父”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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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荣富(1924.8.20 -) 矿床地质与矿产勘查学专家.出生于河北省秦皇岛市,山东省聊城市人。1948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获理学士学位.历任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所长、中国地质学会矿床专业委员会主任、国际矿床成因协会主席，中日、中美科技合作和世界大－超大型矿床成因图及全球成矿项目首席科学家。他致力矿业工程勘查和科学研究55年,在国内外主持五项重大矿产勘查工程和30余矿床地质勘探与矿山开采工程验证对比研究,创新地提出“双控论”和“合理域”固体矿产勘查模型，为指导地质工作做出充分科学论证，并被国际引证。近15年，他专攻特大型矿床成矿背景研究，提出“成矿偏在性”和“异常成矿”等新概念，为在全国开展找矿提供理论基础。其成就，除获国家级、部级科学技术进步奖多项和李四光地质科学最高奖外，并以他为首，与多国矿床学家合作执行了国家地质对比计划IGCP-354项目，成果达国际先进水平。因贡献突出，国际矿床成因协会特授他终身荣誉称号。
　　1999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国际矿床成因协会主席(IAGOD)兼协会大构造与矿床专业委员会(CTOD/IAGOD)副主席
　　重要学术观点与贡献：
　　国际地质对比计划IGCP－354“岩石圈超巨量金属工业堆积”、中日合作ITIT和中美合作“天山－阴山深部构造与成矿”等项目首席科学家，提出异常成矿作用与超巨量金属堆积新认识。现正进行世界大型超大型矿床成矿图(25M)全球成矿和大型矿集区深部精细结构与含矿信息综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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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裕生，河北大城人，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1957年长春地质学院研究生毕业。历任北京地质学院讲师、副教授、系主任，武汉地质学院教授、副院长，地质矿产部北京地质教育中心主任，北京地质管理干部学院院长，中国地质学会矿床专业委员会第二届常委兼矿田构造专业组组长。专于矿田构造学、金属矿床地质及成矿规律，提出控矿接触带构造体系的概念和理论，并对成矿系列、成矿模式有独特见解。
翟裕生-青年时期
　　翟裕生1930年2月6日出生于河北省大城县的一个农村（后划归文安县）。 1937年日军侵占华北，他们举家迁至天津，他先后就读于天津市模范小学、梁家嘴小学和河北省省立天津中学。在求学生涯中，河北省立天津中学和北京大学这两所母校对翟裕生的影响很大，他认为这为他“一生的政治方向和从事教育科研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河北省立天津中学语文老师裴学海是梁启超的学生，他知识渊博，对学生至爱可亲。裴先生以“裕慰苍生”为立意，为翟裕生取字曰“慰苍”，希望他以天下为公，以社会责任为己任。翟裕生回忆说：“裴先生的博大胸怀使我的精神世界得到了一次升华，对我的人生目的产生了深刻影响。”记得中学毕业离开省中之际，同学之间题词留念，他写的是“永葆赤子之心”，表达自己的心志。
　　在省立天津中学，除了正规的学习，学校还鼓励学生们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学校里办有一所附属民众小学，小学生主要是中学周围的贫家子女，由高中的一些优秀生任教师，利用下午课后和星期日的时间为这些孩子上课，他们授课不计报酬，只尽义务。翟裕生那时也不过十六七岁，他教语文等课，并当班主任，下课后就和孩子们一起玩耍。这难得的初步教育实践，不仅丰富了他的学生生活，还锻炼了管理和组织能力，培养了他对教师这个职业的兴趣和感情。高中时期，他接触思想先进的同学，阅读了一些进步书刊，对国民党的腐败更加不满，面对国家和民族的兴亡，他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看到了民族的希望。
翟裕生-大学时期
　　1948年9月，翟裕生考入了北京大学地质学系。在河北省立天津中学的学习和实践，为他的求学目的和思想取向打下了基础。到北大后，他积极投身进步的学生运动，参加反蒋、迎接解放、护校等活动。他在人生旅途上开始了新的历程。1949年2月他参加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进步青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并于5月4日转入青年团。北京大学的爱国、科学、民主、敬业的良好风尚，党组织对青年学生的关爱、培养，使他不断地成长进步。1950年1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成立大典，作为纠察队员，在东三座门旁，翟裕生看到了天安门城楼上的人民领袖毛主席，看到了朱德总司令驱车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兴奋之情使他难以忘怀。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翟裕生曾担任地质学系学生会主席、校团委组织部副部长等职务，锻炼了他的群众观点和组织能力。
　　北京大学地质学系是培养地质学家的摇篮，名师荟萃、图书设备先进、教学条件优越。老师们不仅有深厚的学术造诣，还有着严谨求实、开拓创新、敬业爱生、言传身教的优良传统。在老师们的指导下，他热爱地质科学，渴望求知，喜欢钻研问题。他参加填制的第一幅1∶5万地质图（密云县镇罗营幅）是1950年在马杏垣教授带领下完成的。在填图过程中，他不慎摔断手臂，但还忍痛用水壶带吊起左臂坚持上山。他的第一个矿区实习是在张炳熹教授指导下，由3个同学共同完成了对鹤岗煤田的地质调查和储量计算工作。他们班上12位同学，团结互助，爱学习，求进步，是一个优秀的集体。当时，他们依靠综合性大学这个优势，不仅打下宽阔扎实的专业基础，还在人文、社会等课程方面得到名师教诲，受到了全面的大学素质教育，为以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难忘的4年大学生活，党组织和老师帮助翟裕生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打下了全面的专业基础，并锻炼了组织管理能力。
翟裕生-任教时期
　　1952年，中国经济建设急需各类人才，就在这一年他结束了大学生活，被分配到中国院系调整后新成立的北京地质学院任助教。
　　当时，教育体制、教学内容和方法基本沿袭前苏联的高等教育体制和模式，教学任务十分繁重。为了适应工作的需要，翟裕生如饥似渴地学习俄语和新的专业知识。他所在的矿床教研室有着很好的学术空气，冯景兰、袁见齐、张炳熹三位教授主张学术民主，兼收并蓄，教学相长，在学科理论方面不仅有欧美矿床学的基本理论，也有前苏联成矿学的观点，还有三位中国矿床学家对中国矿床学研究的理性认识。这样的氛围无疑对年轻教师的成长是十分有利的。对此，翟裕生曾谈到：“这种民主和谐的学术空气和作风，使我在后来领导长江中下游科研集体时，能够注意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允许和支持不同的学术观点。当时仅富铁矿成因就有矿浆、矿浆热液过渡、热液等三种观点，对此，我只作正面的引导，因为这有利于学科进步，也有益于年轻的成长。”
　　翟裕生勤奋好学，乐于实践，学校领导对他十分重视，曾先后派他去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俄语(1953.2—1953.7)和长春地质学院矿床学研究生班学习(1955.9—1957.8)。经过系统、严格的深造，使他对前苏联矿床地质学的成就和特点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在此期间，他随苏联专家去野外协助指导研究生，调查了华南、华北的十多个金属矿山，对中国矿床的实际情况有所了解。他的研究生论文对河北大庙斜长岩及钒钛磁铁矿矿床成因进行了探讨，以对矿区地质的精细观察为基础，基于实验测试和综合分析，划分出不同的岩石和矿体类型，建立了斜长岩类演化序列和浸染状矿石、贯入型矿石三阶段成岩成矿模式，从构造与岩石化学的结合上进行了较充分的论证。他的论文成果被认为填补了中国斜长岩类及钒钛磁铁矿床研究的空白，一直被同行所采用。
翟裕生-调查研究
　　1958年，翟裕生和其他老师带领百余名同学在江西参加找矿劳动，翟裕生以赣东北为重点跑了二十多个县，经过调查和研究，他对区域成矿的研究内容及方法有了初步的感性认识。回校后，在张炳熹先生的领导下，他参加组织了湘、赣、闽、浙四省成矿规律研究，在广泛找矿、矿点检查和重点矿区研究的基础上，共同提出了构造成岩成矿带的概念，认识到W、Sn矿带和Pb、Zn、Cu、Ag矿带属于两个不同的成矿体系并有先后叠加复合关系，并对C.C.斯米尔诺夫的太平洋成矿带内带外带观点的局限性进行了评述。这项研究被评为60年代区域成矿研究的重大成果。
　　四省成矿规律研究的成果凝聚了集体的智慧，体现了教授指导、集体协作研究的精神。在此之后，为了教学的需要，为进一步锻炼和培养年轻教师和高年级同学的研究能力，以张炳熹、袁见齐先生为首，又组织勘探系师生完成了《中国矿床学》教材（内部版）的编着。翟裕生主要分工做内生矿床成矿特征的研究和汇总，以及研究项目的组织工作。
　　这两项研究虽然是初步的，“速成的”，但它体现了集体的力量和探索精神。翟裕生以渴望求知、认真探索的态度虚心向长者求教，带着问题钻研。待两项研究结束后，他认真总结，对中国金属矿产地质概况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发现了在中国区域成矿研究中有待解决的一些问题；同时老一辈地质学家严谨宽容的学术思想和风格更影响了他，对他以后的教学和科研产生了直接的激励作用。
　　知识的获得依靠积累和思考。积累需要实践做基础，乐于吃苦、精于考察是求知的第一要义；而思考则意味着循着客观事物发展规律从客观存在的现象中经过归纳、推理、总结，对自然界各类物质运动的内在规律给予理论上的解释、论证。如果说从1955—1960年短短的6年中，他从典型矿床（大庙）点上做起，又在区域上展开（四省项目），进一步对中国矿产地质有概括的认识（《中国矿床学》），逐步扩展，那么，矿田构造学就是在已有基础上，对一个分支学科的重点深入探索和开拓。
　　矿田构造学是一门兼有矿床学和构造地质学的理论基础，对找矿、勘探和采矿都有重要应用价值的分支学科。早在40年代，前苏联大学中就开出“矿田构造”课程。50年代后期，地质部、高等教育部拟请前苏联矿田构造专家来北京地质学院讲授该课程，后因中苏关系紧张而作罢。当时教研室指派他讲授“矿田构造学”课，接受任务后，他怀着奋发图强、为国争光的热忱，深入到东北、华南一批老矿山研究构造控矿作用，搜集典型实例。当时矿坑内工作条件很差，经常是一个人爬行在低矮、阴暗、潮湿的坑道中观测构造现象，有时还冒着滚石和塌方的危险。但经过艰苦工作，终于搜集到比较真实生动的第一性资料。在此基础上，又系统参照对比前苏联和欧美同行的矿田构造文献，写出了讲稿，并于1961年对高年级学生开出了“矿田构造”课。在教学中他发现，前苏联和欧美的矿床矿田构造研究，多侧重几何学描述、类型划分和事例解剖，只探讨成矿的构造控制，而与其他因素的联系注意不够。但据他的观测研究，构造不是孤立地起控矿作用，而是在与其他因素的结合中起作用的，构造研究不能与其他控矿因素脱节，因此他在1979年提出了控矿构造研究与矿床成因研究相结合的思路，黄汲清先生在该年的中国构造地质学会议总结中肯定了这一认识，认为这是“矿田构造研究的方向”。
　　在构造研究中他发现了不整合面对内生成矿的控制作用，是矿田构造的一种新类型。这一观点已为后来国内外发现的多个不整合面型金属矿床所证实。他运用系统综合法对侵入岩体接触带构造作了较全面的研究，提出了控矿侵入接触构造体系观点。1965年他作为中国科协的年轻成员参加了访问巴基斯坦的学术交流活动，也开始了对长江中下游成矿带中典型矿床(如铜官山矿床)的研究。
　　“十年动乱”时期，翟裕生和李文达、陈毓川等顶着压力，共同组织了“宁芜火山岩区铁铜成矿规律和找矿方向”的研究项目，在1972—1976年间较系统地研究了宁芜地区的铁（铜）矿成矿特征。由翟裕生牵头，由北京（武汉）地质学院的矿床、岩石、矿物、构造、数学地质等学科的老师们组成多学科集体，以宁芜盆地中段为主，与当地矿山和地质队密切合作，深入解剖了火山次火山岩型铁矿特征，共同建立了玢岩铁矿成矿模式。这个在70年代中期的创新成果，对以后中国的火山岩区矿床研究起了推动作用，整个项目研究成果《宁芜中段铁、铜矿床地质特征、成矿规律及找矿方向》获1978年中国科学大会奖，《宁芜玢岩铁矿》获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
　　此次实践，使翟裕生积累了研究成矿系列的初步经验，也在学术思想上认识到运用系统综合方法研究矿床学的重要性和有效性[1]。
翟裕生-代表论著
　　1.翟裕生.1965.某斜长岩体岩石特征及成因当时因保密，未指地名。(指河北大庙).地质论评，23(3)
　　2.翟裕生.1965.不整合面对内生成矿作用的意义.地质论评，23(5)
　　3.翟裕生、林新多，池三川，1980，长江中下游铁矿床成因类型及成矿系列探讨.地质与勘探，(3)
　　4.翟裕生、石准立、曾庆丰、林新多.1981.矿田构造与成矿.北京：地质出版社
　　5.翟裕生、石准立等.1982.鄂东大冶式铁矿成因的若干问题.地球科学，(3)
　　6.翟裕生主编.1984.矿田构造学概论.北京：冶金工业出版社
　　7.翟裕生、熊永良.1985.花岗岩体构造化学与钨锡成矿作用.地球科学，(4)
　　8.翟裕生、熊永良.1988.关于成矿系列的结构.地球科学，(4)
　　9.翟裕生、姚书振、林新多、周?若、万天丰.1992.长江中下游地区铁铜(金)成矿规律.北京：地质出版社
　　10.翟裕生、姚书振、陈华慧、周宗桂、章传玲.1992.长江中下游鄂城—铜陵一带遥感地质及成矿规律研究.武汉：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11.翟裕生、林新多主编.1993.矿田构造学(高等学校教材).北京：地质出版社
　　12.翟裕生.1996.关于构造流体成矿作用研究的几个问题.地学前缘，(3—4)
　　13.翟裕生、姚书振、崔彬等.1996.成矿系列研究.武汉：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14.Zhai Y.and Deng J.,1996.Outline of the mineral resources of China and their tectonic setting.Australian Journal of Earth Sciences.43，673—685
　　15.Zhai Yusheng,Xiong Yongliang,Yao Shuzhen,Lin Xinduo.1996.Metallogeny of copper and iron deposits in the Eastern Yangtse Craton,eastcentral China.Ore Geology Reviews.11,229—248.
　　16.翟裕生、张湖、宋鸿林、邓军.1997.大型构造与超大型矿床.北京：地质出版社
　　17.翟裕生.1997.论矿床形成后的改变与保存.地学研究.29—30号.北京：地质出版社
　　18.翟裕生.1998.古大陆边缘构造演化与成矿系统.见：北京大学地质系编.北京大学国际地质科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地震出版社
　　19.翟裕生.1998.矿床学研究的思维方法.见：陈毓川主编.现代矿产勘查评价的理论和方法.北京：地震出版社
　　20.翟裕生.1998.矿床的环境质量——一个新的地学研究领域.现代地质，(4)
　　21.翟裕生、邓军、彭润民.1999.中国区域成矿若干问题探讨.矿床地质，18(4)
　　22.翟裕生、姚书振、周宗桂、吕新彪.1999.长江中下游地区铜金矿床矿田构造研究.武汉：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23.翟裕生.1999.论成矿系统.地学前缘，6(1)
　　24.翟裕生、邓军、李晓波.1999.区域成矿学.北京：地质出版社
　　25.翟裕生.1999.矿床学研究50年回顾与展望.见：王鸿祯主编.中国地质科学50年.武汉：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26.翟裕生.2000.成矿系统及其演化——初步实践到理论思考.地球科学，25(4)
　　27.翟裕生.2001.走向21世纪的矿床学.矿床地质，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