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弹一星”功勋王大珩：摘下星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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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弹一星”功勋王大珩：摘下星光的人

倡导中国“863”计划的四位功勋科学家：（左起）陈芳允、王淦昌、杨嘉墀、王大珩。



王大珩和夫人顾又芬
　　2011年7月21日下午1时，“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王大珩因病逝世。傍晚，望着多雨的夜空，王老慈眉善目的音容笑貌和那些在国防科技界感人的往事，一一闪现在我的脑海。我在想，天若有情，也在为王老挥泪送别呢。
　　十年前，恰逢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之际，在王老家中，我和他拉开了话题。
　　当时，王大珩已是86岁高龄，还是耳聪目明，思维敏捷，带着博士生。有意思的是，他首先自豪地告诉我，1978年，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他出席了全国科技大会，并被评为先进工作者。第二年，64岁的王大珩，写了入党申请书，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王老说到这笑了：“我这个科技界的共产党员现在正考虑，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抢占科技制高点呢！”面对着已是耄耋之年仍壮心不已的王老，我深深感悟到，王大珩这位目光深远的战略科学家，为中国科技事业做出的丰功伟绩，必将长久地惠泽于中国人民。
　　不当博士 卧薪尝胆学技术
　　王大珩祖籍江苏吴县，1915年2月26日出生在日本东京。父亲王应伟是一位天文与气象学家。王大珩在少年时代就常跟父亲去观察天文和气象，对使用科学仪器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作为人类视觉器官延伸的光学仪器，尤其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父亲感叹当时的中国尚不能制造精密仪器，这深深地印在了他幼小的心里。
　　王大珩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8年考取留英公费生，赴英国帝国理工学院攻读应用光学，成为我国派往西方学习应用光学的第二个人。这不仅决定了他一生的事业，而且为我国近代光学事业的发展准备了开拓者和学术带头人。
　　获得硕士学位后，1941年王大珩转入雪菲尔大学，在世界著名玻璃学家特纳教授指导下专攻光学玻璃。如果继续深造，他将获取博士学位。可他却于1942年，选择了英国一家世界有名的光学玻璃制造公司昌斯公司，进入光学玻璃制造技术的研究领域。这对王大珩来说似乎有点屈才，尤其是主动放弃那即将到手的博士学位，的确有点可惜。后来，他的幸福家庭里走出了三个博士儿女，还都为父亲当年放弃博士学位的抉择遗憾呢。可王大珩坚定不移地认为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他为自己留学国外的博士儿女题诗一首：《喜看子女学有所成》，最后一句语重心长地落在了：“须当爱国者，志把中国兴。”
　　王大珩这个中国人，有他独特而深刻的思维，他想的不是自己的名利，而是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自己的祖国不但光学仪器理论是空白，光学材料的制造技术更是空白。他认定只有既懂理论又掌握制造技术，才能填补这片空白。
　　当时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光学仪器在战争中的作用，受到交战各国的重视，光学玻璃的制造技术是保密的。他和另一同事最早研究稀土光学玻璃，并获得专利。在精密测量光学折射率仪器方面，发展了V棱镜折光仪，获得英国科学仪器协会第一届青年仪器发展奖，并在英国制成商品仪器。后来，他在国内把V棱镜折光仪进一步研制推广，至今仍是许多光学实验室和工厂的基本测量仪器。
　　王大珩在英国10年的学习深造，使他走上了一条全面掌握光学玻璃研究、设计、制造技术的务实之路。令英国同事肃然起敬的是，这个矮个子中国人智慧超群。他们挽留王大珩在英国留下来工作。而王大珩却从未打算要在国外安家立业，他已过而立之年还在生活上“放单飞”，迟迟不成家，为的就是“轻装”回到祖国。
　　创造出中国的光学“第一号”
　　那时候，王大珩满脑子都是光学理论。
　　在西方，最早对光学有过贡献的是希腊的欧基米德和托勒密。到了17世纪怪才笛卡尔的《折光学》，创立了几何光学。18世纪初叶，大科学家牛顿写出了《光学》一书，把光学由几何学推演至物理光学。他提出了“微粒学说”——光的本性是运动的微粒。与此同时，大科学家惠更斯的《论光》一书提出了“波动学说”——光的本性是一种波动现象。后来的光学家确认了光是一种波动现象，还认识了红外光、紫外光等等光学现象。
　　当满怀报国之志的王大珩踏上旧中国土地的时候，偌大的中国，却仅有一个只能制造简单望远镜和低倍显微镜的破旧工厂。这不得不让王大珩心里难过。中国先秦时制造青铜镜就已经拥有了抛光技术。明末清初的江苏吴江人孙云球就已经利用凹透镜、凸透镜和反射镜制造出察微镜、夜明镜等70多种光学仪器，并写出《镜史》一书流传后世。而20世纪中叶的中国，科技水平已经远远地落后于后起的西方文明。
　　王大珩回国以后的路该如何走？其路途是像光一样光明，还是像光一样波动、曲折？还是光的特点皆有之？
　　1948年，王大珩从英国回到了尚未解放的上海。英国昌斯公司的电报追到上海，以高薪聘他重返公司任职。与此同时，他的老师、科学家吴有训受共产党的委托，邀他北上。面对选择，他没有犹豫，欣然来到已经解放的大连，在大连大学任应用物理系主任。
　　两年后，35岁的王大珩与小儿科医生顾又芬结婚，从此有了一个全力支持他的贤内助。美满和睦的家庭如加油站，他开足马力，在事业上拼个卓越辉煌。后来他的老伴顾医生告诉我，王大珩那时忙工作，接到国防科研任务，二话不说，提起包就走人。到哪儿去？多长时间？干什么？她全然不知，她只知道丈夫干的是保密工作。有时王大珩走了十天半月，连一封信也不往家里写。几十年过去了，她才知道丈夫到底忙了些什么。
　　1951年，王大珩受命筹建中国科学仪器馆。第二年仪器馆在长春正式建成，后来改名为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他被任命为馆长、所长。可他面临的是国家急需大量的科学仪器，但当时国内想制造精密科学仪器，却拿不出制造它的材料——光学玻璃。王大珩说：“我们想吃红烧肉，要从养猪做起。”他带领大家从制造自己的光学玻璃做起。他先是把在秦皇岛耀华玻璃厂工作的龚祖同先生调到长春仪器馆来，负责炼炉的建立，又把从国外带回来的光学玻璃配方及制造过程中的技术资料全部铺展开来。他们的合作很快就取得了成果。
　　1953年12月是中国光学史上值得纪念的日子——长春仪器馆熔炼出了中国的第一炉光学玻璃，结束了中国没有光学玻璃的历史，也为新中国的光学事业揭开了发展的序幕：从无到有，到发展到繁荣……
　　显微镜等仪器相继问世，光学工艺、光学镀膜、光学设计、光学检验、光学计量测试等精密技术也初步打下基础。1953年底，他领导的长春仪器馆有五项科研成果获得了中国科学院东北分院的荣誉奖励，1957年已能生产出国防军工所需的特殊光学玻璃，能与国际尖端技术并肩而行了。
　　1961年，国际上出现激光仅一年，王大珩又支持手下的科研人员攻关，研制出在结构形式上独具特色的我国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从此，长春光机所在王大珩的领导下，成为我国第一个精密光学仪器研究制造基地，能够承担一个又一个难度大、攻关性强、高精尖的任务。
　　一年搞出原子弹光学测量仪
　　“原子弹、导弹中的光学设备一定要让长春光机所来做！”中国的原子弹很快就要在祖国的罗布泊爆响，大科学家钱学森的这句话一锤定音。这既是对王大珩领导下的长春光机所的信任和鼓励，也让所长王大珩在关键时刻挑起了这集技术光学、机械与精密机械仪器制造、光学材料、导航、红外物理等众多学科为一身的光学重任。负责原子弹测试技术的同志对王大珩说：“光学测试怎么搞，就看你们的了。但要求一年半完成。”
　　面对这个高难的全新课题，王大珩利用长春光机所具有的技术优势奋力攻关，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便交出了合格的光学测量仪器。1964年10月16日，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王大珩和同事们研制的光学测量仪器一举成功。
　　我国开始研制中程导弹时，上级要求王大珩领导的长春光机所提供测量空间飞行体的轨道参数和飞行姿态的大型观测设备。这是一种集光学、精密机械和自动控制等为一体的综合性的大型精密光学跟踪电影经纬仪。当时，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有这种技术，但他们对外技术封锁。
　　王大珩作为这项任务的总设计师，提出了总体方案。他主张从预研到拿出成品，科研单位一竿子插到底。由长春光机所总负责，限期做出样机，提供成品，直至现场安装调试、交付使用。在各方面的配合下，仪器一次研制成功，为我国中程导弹发射试验提供有鉴定性价值的数据，并为以后洲际导弹发射试验及卫星飞行试验提供了宝贵的测量数据和影像资料。这种仪器的提供使用，成为我国导弹发射试验使用国产大型精密仪器的开端。
　　让地球与太空“对视”
　　1970年4月24日，我国成功地发射了“东方红一号”人造地球卫星，进入了发展宇宙空间技术的时代。卫星使中国开拓天疆的步伐大大前进了一步。与此同时，对光学设备的要求也大大向前迈进了。如返回式卫星装备的对地观测的相机，同其它类型的光学设备不同，它与卫星本体密不可分，是整个卫星的主体部分，要和星体一起遨游在茫茫的太空，才能拍摄到地球清晰的图像。这种相机要求十分苛刻，它既要能经得起发射卫星时的剧烈震荡，还不能间隔调整，要长期保持正常工作。这个重担又落在了王大珩的肩上。
　　在设计方案论证过程中，王大珩提出在研制对地观测相机的同时，也要研制对星摄影的相机。为此，他亲自挂帅，成立了一个专门从事空间相机研制的科研部门。对星相机对确定观测地点的位置，对图像进行姿态纠正是必须的。然而它的难点是，太空环境极不利于摄影。如烈日当空，地面日光反射极强，要把暗背景的一部分星相拍下来，难以消除影像中带有的强杂光。他们终于攻克了难关。两种相机同时研制成功，一起伴着卫星飞上太空。当卫星返回时，相机带回了地球村的全貌。
　　卫星上天以前，为了确保卫星飞上太空能正常运行，要在地面上进行太阳照射模拟试验。这就需要研制出一个被称为太阳模拟器的“人工太阳”。这种模拟太阳照射卫星的设备，技术难度绝不亚于其它地面设备。当时，他们已做出了设计方案，用37个5千瓦的氙灯拼组起来，才能相当太阳光的照射度。然而，只要一个灯运行失常，试验就不能进行下去。王大珩得知蔡祖泉研制成功大功率氙灯的消息，受到启发，迅速提出利用新的大功率氙灯技术，把氙灯数目减少到19个，增加了设备运行的可靠性，建造了一个光照直径为4米的太阳模拟器，并成功地用在气象卫星的太阳模拟照射上。
　　太平洋上光学测量奠基人
　　1980年5月，我国向南太平洋发射洲际运载火箭试验成功。“远望号”航天测量船出色地完成了火箭再入段的跟踪测量任务。而他们使用的先进“武器”之一，就是王大珩率领的长春光机所研制的光学设备。
　　要发射远程的洲际运载火箭，就要实施发射全过程的测量。我国虽然幅员辽阔，但只在本土上建立测试网点是远远不能满足远程火箭的全程测量的。我国又不可能在全球陆地建立测量网，形成全球性测量，唯一的办法是靠远洋测量船，在太平洋上进行全程测量。远洋船航行在海上，船体在风浪中强烈摇摆、升沉，而光学设备必须有一套像放在陆地上一样的稳定装置，才能准确测量出精确的数据来。
　　为了攻下这个崭新的课题，光学系统工程总设计师王大珩指导研制人员多次出海实验光学设备。当时没有任何资料可参照，一切全靠中国人自己的创造性工作来完成。光学设备研制成功，王大珩又和“远望号”航天测量船的总设计师商量：“你不把船的烟筒挪到船尾上，我这经纬仪就无法工作。”由于他的坚持，烟筒挪到了船尾，光学仪器放到了船的中心。有了良好的工作条件，他们在稳定快速跟踪、提高仪器的测量精度等方面都做了大胆的探索，创造性地解决了海上测量的技术难题。在洲际火箭的发射过程中，长春光机所研制的激光、红外、电视、电影经纬仪及船体变形测量系统等项光学工程，出色地完成了火箭再入段的跟踪测量任务，独立解决了当今世界远洋航天测量的稳定跟踪、定位、标校和抗干扰等技术难题。王大珩在测量船的光学测量布局以及船体摇摆和挠曲变形的补偿与实时修正等方面均有重要的创造改进。
　　以后，在潜艇水下发射导弹的试验中，在跟踪测量同步卫星的轨道上，我国研制的大型光电经纬仪表现出的优异性能，完全可与世界上最先进的产品媲美。由于王大珩在我国国防光学科研中所做出的贡献，1980年他荣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85年“现代国防试验中的动态光学观测及测量技术”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王大珩名列首位。
　　桃李满天下 培养护佑千里马
　　王大珩是中国近代光学工程的重要学术奠基人、开拓者和组织领导者，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他是杰出的战略科学家，更是公认的杰出的教育家。
　　十年前， 快奔90的王老，还在不辞辛苦带博士生。老先生对我曾多次谈起他的学生，说他有好几个得意门生。蒋筑英在他门下读研究生时，他指导蒋筑英在国内首先建立先进的光学传递函数测量装置。王老赞扬蒋筑英说：“他做出来的，总是比我想象的好。”蒋筑英在王老身边工作了20多年，从一个年轻的学生成长为一个优秀的科学家。1982年6月15日夜，当王老得知蒋筑英病逝的消息时失声痛哭。就在前一天，王老还找到科学院的领导，提议应该破格提拔优秀人才蒋筑英……许多年过去了，王老只要出差去长春，总要去看望蒋筑英的妻子和孩子们，表达他对这个好学生的真挚情谊和深深的怀念。
　　王大珩不仅对自己的学生倾尽真情，毫无保留传授知识，在学术上助他们一臂之力，把他们推向科学前沿，还在政治上敢于站出来为学生说公道话，爱才如宝，保护他们。王大珩的学生王之江院士是激光和光学设计理论与应用光学专家，年轻时为人耿直，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在政治运动中成为批判目标。王大珩得知后立刻跑到吉林省委找到宣传部长，拍着胸脯说：“我以老师的身份担保王之江绝对没有问题。”那位宣传部长被他感动，说：“我还没有见过这样的好老师。”反“右”时，王大珩为了保护学生，竟差一点把自己折腾到“右派”堆里。他毫不在乎这些，他就是要为年轻人开路，帮助他们攀上科学高峰。他的学生王乃弘上世纪50年代就研制出红外夜视仪和微光夜视仪；唐九华在电影经纬仪的研制中做出巨大贡献；邓锡铭研究激光核聚变取得了突出成绩；江文汉在我国开拓了自适应光学……王老一说起他的学生就两眼放光，滔滔不绝，还自豪地说，他有十多个学生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他就是喜欢从学生们身上看到中国光学的发展前途。他的科学生命在他的学生身上延续、光大，他身后已成长起一支朝气蓬勃年轻有为的光学工程队伍。
　　难忘的“863”计划
　　1986年3月3日，王大珩和陈芳允、王淦昌、杨嘉墀四位都已年过古稀的老科学家聚集在一起，上书党中央，提出高科技发展计划。事隔两天，即3月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同志即在报告上批示：“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推延。”党中央、国务院立即组织有关部门，通过认真全面的分析论证，批准实施《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纲要》。
　　“863”计划显示了四位老科学家的战略思维和智慧胆识，表现了他们对祖国的一片忠诚。后来，王大珩被授予国家“863”计划特殊贡献先进个人称号。王老却多次谦虚地对我说，“863”计划不是哪几个人的计划，是集中了广大科技人员智慧的计划。他说，国家事业的成功凝聚着千百万人的奋斗和创造，至于我嘛，只是做了一点应该做的事情。
　　如今，“863”计划促进了高科技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已经是硕果累累，全国人民有目共睹。倡导 “863”计划的四位老科学家相继离开我们，但他们为中国高科技飞速发展做出的丰功伟绩将永世长存。
　　一百多年前，西方的一位战略家就曾经说过：一个民族如果输掉了科学，也就输掉了未来。时至今日，人类已经迈入了崭新的世纪，知识和科技已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和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越来越决定着一个国家在全球政治、经济和军事舞台上的地位和尊严。一位科学家走了，但他的影响有多远是无法计算的，因为他所作的科学贡献仍然在一代接一代造福于祖国和人民。（马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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